当前位置: > 主页 > 中国历史 >

1945年华北敌伪政权的解体后汉奸们的结局

论剑历史网 - www.680069.com/2024-08-05/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在该会大礼堂召集全体伪职员训话，日籍顾问岩松也出席了会议。王向大家说：昨天夜里管局长（情报局长管翼贤）送来一份情报，说中日已实现和平，我当时还不信。今天早晨派岩松顾问到大使馆去探讯 ...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在该会大礼堂召集全体伪职员训话，日籍顾问岩松也出席了会议。王向大家说：“昨天夜里管局长（情报局长管翼贤）送来一份情报，说中日已实现和平，我当时还不信。今天早晨派岩松顾问到大使馆去探讯，大使馆表示对这情报不否认，消息是证实了。我希望同仁安守岗位，还有事情要做，一切责任由我个人来负。我预备把我母亲送到亲戚家住，等中央来人接收清楚后，即向中央请罪。”
    伪职员们听到这一段出乎意料的训话之后，都凛然一惊，散会后立时陷入混乱不安状态。有的通过关系寻觅新的靠山；有的利用当时青黄不接，经过一番蜕变，披上一层“接收大员”的外衣重新上场；也有的感到自己罪恶严重，逃往外地。
    他们像一群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扑乱撞。最使人骇怪的是无数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也都从地下钻了出来，趁火打劫，纷纷向伪政权勒索经费。伪政委会那时无法也不敢追问谁是真的北平市党部，几天之内，共支付出八个市党部的经费。
    ８月１７日蒋介石派绥靖总署督办门致中为第九路军总司令，门立时就兴高采烈地与“中央”合流。随着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又打电报把伪经济总署督办、联银总裁汪时璟召往重庆。汪起身之先，曾连夜编制资料及财政计划，经济总署的一部分伪职员也翘起了他们的尾巴。没料到重庆财政部找汪是为了追问联银从民间搜刮来的黄金数目，并不是要借重这位财政专家，汪接着垂头丧气而归。过了几天蒋介石派住在天津的靳云鹏、北平的何其巩为他个人驻平、津代表。何在那时是伪中国大学校长，接到电令之后，认为这是他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立时通知王荫泰给他腾出外交大楼，作为“委员长驻平代表办公处”，并要在混水中摸鱼，向政委会索要开办费５０００万元。
    这时国民党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已由西安派他的参谋长王鸿韶到北平设置前进指挥所，王荫泰把日本投降后公款开支情形向他汇报。王鸿韶以何其巩的职务，只是在接收人员未到以前作一些联系工作，绝不需要这样多的款项，向蒋请示，蒋令行营追回。何其巩就把外交大楼粉刷了一遍，报销了这一笔巨款。从此这位代表也就匿迹销声，无颜在汉奸群中摆来摆去。另一个大汉奸的龙套角色伪政会内务厅蒙藏事务处处长关振华，也在一旁看出了苗头，通过地方电台，取得重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的同意，率领他处内的职员以张炳如为首，与国民政府合流，接收“七七”事变以前原在北平设立的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后来重庆蒙藏委员会因内部矛盾，波及关振华，将他移送法院以汉奸罪名判处徒刑。自日本投降之后，各级汉奸都心神不安。后来蒋介石在电台上发表演说，强调对于汉奸罪行的处理是“不论职守，只问行为”。汉奸们听到之后，都认为自己没有作过坏事，在心情上松快了许多。没几天报纸又发表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则是既论职守，也论行为。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在地位上是荐任职但不是机关首长，或者是委任级伪职如有犯罪事实或经人告发，也要受到检举。因之各伪职员的心情又顿时紧张起来，四出奔走门路。这样就给法院审理汉奸时造成贪污枉法的机会。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到平后，即派他的高级参谋卢某接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荫泰派总务厅次长祝书元负责交代。王于交代完结后向李宗仁“自首”，李对他说“中央对于汉奸有一个通盘计划，你等待中央处理好了”。

    １０月６日李宗仁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戴当日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在日本投降时，住在北京的特任级汉奸有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王荫泰，最高顾问咨询委员曹汝霖，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杜锡钧，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委员兼北京特别市市长刘玉书，委员兼总务厅次长祝书元，咨询委员兼北京物价处理局局长汤芗铭；担任简任伪职而职务重要的有内务总署署长吴瓯，北京宪兵司令黄南鹏等。这些人除了王揖唐、董康托病住在医院，祝书元因办理交代“有功”李宗仁从名字中给予销除，吴瓯先期逃避，汤芗铭因为汽车发生了障碍未能参加以外，其余都参加了汪宅的宴会。
    那次宴会所备的酒席极为丰盛，但这些赴宴的汉奸，因院内军警戒备森严，都意识到宴无好宴。戴笠在他们匆匆地吃完了以后，拿出一份名单，向这些人宣布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他并告诉王克敏：“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王那时正在漱口，听戴宣布名单时，精神突一紧张，即倒在沙发上。戴同他直接讲话，才期期艾艾地答称：“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
    戴说：“你愿去很好。”接着又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一同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随向戴笠表示了谢意。戴说完以后，即指挥军警用汽车把这些人解往炮局监狱。
    前面说过，王克敏在投靠日本之先，即曾通过宋子文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这次戴笠给他关照，很可能蒋介石在核定捕奸名单时对戴有所指示。王被押不久，即病死狱中。由其姘妇小阿凤、女婿邵东湖领尸装殓；在柏林寺停灵三天，即草草埋葬。
    曹汝霖自日本投降后，即打电报给蒋介石向他祝贺抗战胜利，蒋当时回电也对曹表示了慰问。曹在华北沦陷时期虽未担任伪政权的正面责任，但他权衡到自己过去的卖国行为和人民对他的积愤，仍认为随时有受到法律裁判的可能。被捕那天下午，他由汪时璟住宅给他的管家李静亭打电话，由李给他送去行李、洗漱用具及鸦片烟等，晚上与黄南鹏睡在地板上面。曹汝霖的儿子曹朴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七七”事变时任天津市特别第二区主任，天津沦陷后，日本军队仍派他继续为该区主任。。那时曹汝霖住在天津，日本军事当局不断到他家访问，曹朴曾劝阻他父亲不要作日本的傀儡。日本投降时，曹朴任天津开滦矿务局秘书，因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是他的士官学校同学，曾托杜对他父亲予以关照，这时得到他父亲被捕消息，立时转告杜建时。适在这时蒋介石由重庆来北京，杜也由天津赶来，向蒋要求把曹释放。蒋听到曹汝霖被捕消息，很为诧异，说他核定逮捕华北特任级汉奸时，并未列入曹的名字，即派戴笠亲自送曹回家，并嘱戴向曹表示歉意。第二天蒋又派戴笠代表他本人向曹慰问，曹也请戴转向“委员长”致谢。隔了几天，曹命他管家李静亭把他北京住宅的家具、古玩等项全部售出，把房产交给住在南河沿的他的女儿管理，并把李静亭介绍到有他投资关系的丹华火柴公司工作。曹本人则迁往天津随即转道上海，以后即不知去向。
    苏体仁在日本侵入太原后，即在阎锡山与日本双方的谅解之下，出任伪山西省长。阎盘踞陕北、晋南一带时，彼此仍保持紧密联系，阎的代表即住于伪山西省政府内。苏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时，仍未与阎断绝关系。日本投降后苏由北京逃往太原，阎为他制了大量保结，发给各市县当局，转发各县民众签名向政府具保赦免苏的罪行。苏住在太原，受到阎的优待。

美女手机壁纸〖寻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