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主页 > 中国历史 >

清朝后期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区别比较介绍

论剑历史网 - www.680069.com/2024-08-05/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18世纪60年代由洋务派倡导和发起的洋务运动和19世纪末由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救挽民族危亡而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是近代中国人为抵御西方侵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作出的回应。尽管这两次轰轰烈烈的运动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中国近代化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

    18世纪60年代由洋务派倡导和发起的洋务运动和19世纪末由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救挽民族危亡而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是近代中国人为抵御西方侵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作出的回应。尽管这两次轰轰烈烈的运动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中国近代化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其功绩不可磨灭。尤其对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刻的中国来说，重温这段教训深刻的历史，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两次运动发起因素的比较
    1.两次运动发起原因的比较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王朝的统治就日趋衰落，危机四伏。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为掠夺原料和开拓商品倾销市场，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疯狂的侵略和扩张。而积贫积弱的中国自然难逃此劫。于是虎门销烟便成了列强挑起战争的借口。一向“夜郎自大”的清朝廷在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割地赔款。《江宁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的签订，使侵略者攫取到了大量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而中国则一步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更使统治者触目惊心的是列强在战争中使用的洋枪洋炮使清军的大刀长矛自惭形秽，而此时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又让他们忧心忡忡。于是一些有见识的大吏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装备军队来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主张。
    从另一方面看，清朝廷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加紧搜括人民，不堪忍受屈辱与剥削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汇成强大的革命潮流。太平天国运动，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起义和长江流域以及两广的天地会起义，使清朝廷统治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之中。清朝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发起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诱因是中日甲午战争，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第一届议会上公然提出了不但要保卫国家的“主权线”，而且要保卫领土以外的“利益线”的侵略理论。日本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1894年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在这次较量中清朝廷又一次大败而归，中日《马关条约》使中国遭受了又一次前所未有的割地、赔款和掠夺。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引起了帝国主义间在利益上的冲突，使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人民也重新掀起斗争的高潮。在这种背景之下，康有为即赴北京，1897年12月第五次给光绪帝上书，强调内忧外患已使中国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如再不变法，“恐皇上与诸臣为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康有为为挽救民族危亡，维持大清统治而积极奔走呼号。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救国的举动使执政者光绪帝深受感动，在其不愿作亡国之君思想的驱使下，也给运动以大力支持，使这场救亡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是在外扰内困的情况下，为抵御西方的侵略，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而作出的回应。

    2.两次运动指导思想的比较
    在政治上，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洋务派主张搞好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要记其“大德”，忘其“小怨”。所谓“大德”是指1860年英法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但没有推翻清朝廷，反而还帮助清朝廷打击太平军。所谓“小怨”是指1840年以来，清朝廷屡次被外国侵略者所打败，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由于清朝廷对自身实力进行审视后，自觉今非昔比，对侵略者助剿以灭其内患的举动感激不尽。基于这些因素，清朝廷的外交路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鄙夷”变成了“亲夷”，这样，清朝廷在政治上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附庸，投入他们的怀抱。
    在技术引进方面，洋务派主要举办军工企业，制造船炮，用以武装清王朝统治支柱——军队，出于发展军工企业的需要，也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和建立了一些学堂，并派遣了留学生。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和延续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客观上不可否认，它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和与之伴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这便为以后革命的继续发展准备了力量，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使得1898年发生的遍及全国的戊戌维新运动在此基础上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尽管它的指导思想也同样局限于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但在政治上却已经有了变革政体的进步要求。
    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对西方流行的“君主立宪”政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洋务运动经营近30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主要是由于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在作祟。如今国难当头，更觉改变政体实为强国御辱的首要。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注定了在变法维新过程中很难摆脱与外国资本主义的那种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对外关系上，依然奉行的是“亲夷”政策。在百日维新过程中，就有英美等国传教士以“顾问”身份出入宫廷，如李佳白，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他们被奉为上宾。他们以赞助变法，热心于中国的改革事业的姿态，经常参与中国的维新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力图把中国的维新运动纳入列强所需要的轨道。
    东方的日本，也不甘落后，1898年，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活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最后他们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却加深了维新派对英美等的幻想和依赖。这一点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人士积极奔走各国使馆，寻求帮助和保护即为明证。在变法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积极主张和鼓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之说。
    1879年和1882年，康有为先后到香港和上海，阅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籍，目睹了当时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经过几年的探求，他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优越，逐渐产生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变中国现状的变法维新要求。特别对国会一项，尤其赞佩。他发表其关于制度的意见，想借此制定宪法，来议决新政。
    关于国会召集之法，是以府县为单位，每10万户公举一个“议郎”供皇帝咨询和讨论重要政令，实行君主立宪。其实质“系由皇帝任选数十人充数。”2这当然离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方法甚远，但康有为却信此以为变法之源。并充满自信地认为“兴民权”、“开议院”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是“治国之大径，为政之公理”，实行君王立宪，“则中国之富强可计日待也。”

美女手机壁纸〖寻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