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主页 > 文史百科 >

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有哪些？(2)

论剑历史网 - www.680069.com/2024-08-13/ 分类：文史百科/阅读：

把这两份股票结合分析，再证诸徐州利国和湖北矿务的两份股票，可看出这些股票都包含以下内容：第一，首先开宗明义表明该企业何时何地得到何级政府批准，即首先强调其合法性的不容置疑；第二，说明其为何设局发行股 ...

    把这两份股票结合分析，再证诸徐州利国和湖北矿务的两份股票，可看出这些股票都包含以下内容：第一，首先开宗明义表明该企业何时何地得到何级政府批准，即首先强调其合法性的不容置疑；第二，说明其为何设局发行股票以及以多少银两为一股，共召集多少股等股票发行的具体内容；第三，告知股息分配的相应规定，即何时开始计息、股息的数额、何时发放及如何领取；第四，收到股东购股银后付给股东凭证的相应规定。即"今据送到股本，合给联票一纸、息折一扣、局章一本收执"或"合行发给股票息折收执为据"。比较而言，轮船招商局股票正文的明显特点有二：一是每股的金额数特别大，"一百万两分作一千股，每股银壹千两，先收银五百两。"(根据股票看，发行时是以每股500两发行，直到唐廷枢、徐润接手后改为每股100两)二是对股票的转让特别注重，规定较为严格。山东莒州矿务总局的股票在这4份股票中发行时间最晚，其中历经1883年底金融风潮的打击，因而出现了"愿做半股，亦听其便"的字样，看来这是当时招股不易状况的反映。"官利""余利"的字样明确印到股票上，看来也是以强调高收益分配的方式来吸引投资。该股票还把防止股权转移到外国人手中的相关规定也明确标示到股票上，比轮船招商局停留在局规上又进了一步，想来是当时实业救国的意识比过去更加强烈的反映。除了这些特点之外，这4份股票包含的4方面内容顺序完全相同，内容也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定这4份股票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所发行股票的典型或代表。
    从股票正文反映的内容看，当时招股集资兴办股份制企业，除要获得当地督抚的批准外，还要获得北洋大臣或南洋大臣的批准，轮船招商局和山东莒州矿务总局甚至还标有"奏准"和"奉旨允准"的字样，可见并不容易。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份股票每股的单位数额都很大，轮船招商局每股500两，其余都以100两为一股。从前表反映企业数较多的1883年12月20日的栏目中看，29家企业中每股股价票面额定为100两或100两以上的就有18家，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这样一来，企业总股数的数量都不可能大。轮船招商局按每股500两计算总股数只有2000股。湖北矿务总局在资本总数定为10万两的情况下，总股数只有1000股。徐州利国矿务总局"分作五千股"。山东莒州矿务总局的总股数最多，也只有15000股。另外还需注意的是，这4份股票都规定了每年的股息比例。轮船招商局的股息是"每年壹分生息"，湖北矿务总局是"按年八厘起息"，山东莒州矿务股票说得更清楚："计足一年，不计闰月，每股支给壹分利息"，"如有余利……照股均分"。徐州利国矿务虽然在股票上只标明"俟见煤铁之后，所得余利按股均分"，但在《申报》1883年1月14日刊登的"徐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中，关于股息分配的第四条却明确规定："每届一年结算一次，先提官利壹分，下余花红银两，以二成酬劳办事诸人，八成按股均分。"①【《徐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申报》1883年1月14日。】另外，现在能够找到的当时企业发布的招商章程中，差不多都有分配固定股息的具体规定。如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第六条中有"即将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章程中有"官利照禀定章程周年一分起息"的规定。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的章程中规定"本公司股本官利议定长年一分"②。【《申报》1882年9月27-28日。】山东登州铅矿的招商章程中同样有"长年官利一分"的规定③。【上引均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辑下册，630、1044、1121页。】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因为一般股份制企业通行的规则，是股票收益应视企业的效益如何而定，而不能事先规定固定的利息率。规定利率的现象，一般只存在于债券的发行中。可是在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发行的股票中，都明确规定了利息率，而且绝大部分是不管企业效益如何都必须发给的"官利一分"。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这些第一批股份制企业中，在笔者收藏的两份清末民初四川川汉铁路的股票中，同样有"以交银之次日起息，满年六厘计算"的规定。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股份制企业的规章制度中，相当部分企业仍然有这样的规定，只不过将"官利""余利"的名称改变为"股息"和"红利"④。【参见王相秦编著《华商股票提要》(上海兴业股票公司，1942年)以及吴毅堂编《中国股票年鉴》(1947年)所附对各股份制企业内容的介绍。】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否是在学习西方股份制企业制度的同时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变革，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当时的交通、信息和金融条件下，这些股份制企业是通过什么途径招商集股筹集资金，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股票买卖的呢？在探讨近代第一批股份制企业时，这些问题同样是不能忽略的。因为，发行市场和买卖市场对于股份制企业筹集资金和顺利营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一个刚刚兴起而政府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的领域里更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观察，根据现有资料发现，在股票的发行方面，至少有3种方式在发挥作用。一种是通过人际关系游说或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进行的招募或推销，这种方式在早期即企业的收益前景不明朗时尤其显的重要。如经元善曾回忆"招商开平股份，皆唐(廷枢)徐(润)诸公因友及友辗转邀集"①，【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87页，1988年】就是对这种情况生动典型的一种总结和写照。上海机器织布局经办者之一、翰林院编修戴恒赴广东招募到股份290股，想来也与利用人际关系分不开②。【《江苏上海机器织布局挂号股份收到五成银两》（第一单）、（第二单），《申报》1881年1月13日、2月11日。戴子翁即戴恒--引者著】第二种是利用分布于各地的钱庄票号和招商局在各地的分局作为股银的代收点。如开平矿务局章程中明确载有"所有股份银两，可就附近各口岸交招商局代收。总合天津平色为准，以昭划一"③【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辑下册，630页】的规定。上海机器织布局因为"各埠来信询问交银不便，是否别处可以代收，庶易于就近挂号"的原因，从而在《申报》上刊登了委托代收银两代售股票的钱庄票号名称和绅商姓名的启事："本局现将挂号册寄托各埠绅商，代为存根填发。所交五成银两，俟各埠汇申，本局收到后，掣给收票为凭。"上海机器织布局委托的这些钱庄票号和"各埠绅商"，包括国内几十个城市的钱庄票号、洋行、洋药局、官银号等机构。在境外城市香港、澳门、长崎、横滨、新加坡等地也设立了代理点④。【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辑下册，1048、1049页】第三种方式是登报公开招募。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曾几次登报招股，并5次公开将招股情况刊登于《申报》⑤。【分别见《申报》1881年1月13日、2月11日、4月30日、6月5日和1882年5月18日。】经办人经元善认为，"凡公司起始，招股存银创建缔造，无一不可登报以昭大信。"他曾回忆此事道："今之登报招徕，自愿送入者从此次始。初拟章程招四十万，后竟多至五十万，尚有退还不收。"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288、287页。】需要注意的是，这3种方式并非各自独立进行，而常常是并行不悖的。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招股过程中这3种方式就都存在过。至于股票的买卖，从上引资料中已可看出，钱庄和票号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洋行、洋药局、官银号等机构也能从事股票的买卖。"股本银两遴选殷实钱庄交易"⑦，【《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叙及章程》，《申报》1882年9月27，28日】应是当时存在的普遍现象。除此而外，这期间还出现过专门以买卖股票为业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拙文《近代上海证券市场上股票买卖的三次高潮》⑧【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中对此已有论述，不再赘述。
    三从企业章程看第一批股份制企业
    一般来说，企业章程是一个企业开办宗旨和办事大纲的汇聚及规定，是决定企业性质、组织方式和经营方针的纲领性文件。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在开办之前均要向清朝政府禀报开办企业的原因、条件、方针、集资方式，以及企业的内部组织和规定等种种事项，以求得允准。在得到政府允准后，还要将汇聚上述内容的章程文件呈报政府审批，审查通过后，才可以向社会招商募股，正式开始企业营运。
    综合考察当时这些企业的章程，有共性的内容是：
    1.说明开办目的。显然，这些近代企业开办时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距两次鸦片战争已有二三十年时间，这期间，一方面洋货大量进口，侵蚀瓦解着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基础，导致中国利源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国势力日益深入中国内地，开矿、行船、办企业等掠夺中国资源、渗透把持中国经济命脉的活动和现象，日益唤醒激发起中国爱国人士自立自强的决心和行动。郑观应提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的看法，在当时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这些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章程中，差不多都包含有"开利源、塞漏卮、争利权"的内容。这不仅代表了企业经营者的真实想法，同时也是这些企业用以向民间宣传，争取民众支持购买股份集聚资金兴办企业的重要手段。如轮船招商局的兴办者唐廷枢、徐润曾宣称："自置轮船揽运货物，以收利权，此正富国便商之要务也。"②【《交通史航政编》1册，147页。】经办人在宣传兴办开平煤矿的重要性时也指出："夫取天地之利，济民生日用之需，寰中之宝藏已兴，海外之漏卮渐塞，诚属富强要术，远大宏猷。"③【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辑下册，623页。】《徐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第一条即强调该局兴办，"系为开利源塞漏卮，兼为徐郡养民弭盗，裨益地方起见。"④【《申报》1883年1月14日。】《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中也称："各国所出之布，行销于中国者，每岁不下三千万两，财源日以外溢，有心世道者患之……本局专织洋布，是所分者外洋之利，而非小民之利……。"⑤【《申报》1880年10月13、14日。】显然，这些企业都是把与洋人争利作为目标的。
    2.强调商办原则。这些企业从性质上看尽管有官督商办和商办的区别，但在章程中，无一例外都把商办原则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唐廷枢和徐润主持期间制定的轮船招商局章程中，首先即强调轮船招商局"归商办理"。鉴于此前并无这种先例，为减少可能由此带来的麻烦，他们不得不接着做了一番表白："查商人践土食毛，为国赤子，本不敢于官商二字，稍存区别。惟事属商办，似宜俯照买卖常规，庶易遵守。"⑥【《交通史航政编》，1册，145-146页】开平矿务局的章程中同样明确表示："查此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卖常规，俾易遵守。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方能有裨益事。"上海机器织布局也在章程中声明："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⑦【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辑下册，629、1043页。】官督商办的企业尚且如此，商办的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如徐州利国矿务局的章程中明白无误地表明："矿务以减少成本为首要。一应事宜概照商人买卖常规，撙节核实办理，不得稍涉糜费，以重商本"。"一切工作事宜，均以中国商民为之"，"此项矿务不请官本，概照商股办理"。⑧【《申报》1883年1月14日。】
    3.对招股事项的有关规定。由于这些企业是打破过去惯例面向社会招股集资，因此，消除投资者顾虑获取信任十分重要。为此，这些章程对招股的具体事项均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章程最为清楚典型："其股份仿照招商章程，每股规银一百两，共集四千股，计银四十万两。除禀明南北洋钦宪酌拨公款外，在局同人共集二千股，尚余二千股。所望海内达官富绅，同心集事，自一股至百千股，各从所便，数满而止。将来酌添机张，或需加本，亦必布告周知，先尽旧股。所有股份银两认定后，先交五成，出给收票，本局存稳当钱庄生息，备购地、定机等用。俟机器到有定期，全数交足，掣换股票、官利息折，不得迟延。至于请洋匠、定机器、购地基，总以股份集满收齐五成然后举办，方免贻误。万一股份不齐，事机中辍，先收之五成银两并息，均由本局如数付还，丝毫不爽。"①【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辑下册，1043页。】这段话对投资者如何投资、企业如何运用资金、如何保管、如果企业办不成时资金如何退还等等都做了清楚的说明，目的显然是消除投资者的顾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获取投资者的信任，这些企业的经办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情况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其他企业章程中。另外，在日后扩大企业规模时"先尽旧股"的许诺，在开平矿务、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徐州利国矿务等企业的章程中都能见到，这除了显示对老股东的优惠照顾外，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吸引投资的手段。前述股票上载明"官利一分""余利按股均分"的内容，在这些章程中同样无一例外都有明确记载，这和其他吸引投资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构成这些近代第一批股份制企业招股方式的共同特点。
    除了以上这些共有的内容外，在当时留存下来的这些为数不多的企业章程中，有两家明确载有得到官方批准专利的条文。上海机器织布局章程中提到："经通商大臣批定，`嗣后有人仿办，只准附股入局，不准另行开设'。"②【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辑下册，1043页。】徐州利国矿务总局章程的条文是："各处官绅士民只能附入股份，不得因现成之基，另请设厂设炉，以保商本而归划一。"③【《申报》1883年1月14日。】可见当时在学习"西法"创办股份公司的时候，中国的这些企业已经有了专利的概念，并知道通过官方对专利寻求保护了。如果说，了解专利并知道利用专利保护自己，是当时中国这些股份制企业向西方学习的结果，那么，在章程中规定给予大股东派遣亲信进入企业任职之权可能就是这些企业自己的创造了。开平矿务总局的招商章程中载明："议股大任重，准派司事也。查股份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其能当何职，应受薪水若干，由总局酌定。若其人不称职，或不守分，任由总理辞退，仍请原人另派，以昭平允而免误公。"④【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辑下册，630页。】徐州利国矿务总局的招商章程中也有与此内容几乎完全一样的条文规定。推测做出这种规定的原因，或许是企业为吸引大股东投资，因而从保护大股东的利益出发，使其可以派亲信参与企业管理，起到监督企业的作用，从而增强有资力者的投资信心并吸引资金。但这种规定，则显然超出了西方股份制企业的模式，明显带有中国特色了。
    四结语
    从以上这些对企业股票、章程的分析来看，这些"仿西人之法"⑤【《申报》1882年6月13日】兴办的近代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在把公司资本分为若干等额的股份，通过发行股票向社会公开集资，所发股票可自由买卖，可按所持股票获取股息等方面，确实是"仿"了西方人的法，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股份公司的特点；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狭隘之规则"，办起了一批中国从未有过的规模宏大的近代机器工业。但是，西方股份制企业普遍具有的另外一些特点，这些企业却并没有"仿"。例如，作为股份制企业，其性质是有限还是无限？其次，股东权利的明晰化是股份制企业重要原则之一。即股东除按持有股份的多少相应承担企业的风险和收益外，还应有对企业经营情况的知情权、监察权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这些权利在西方股份制企业中，一般通过设置和建立股东大会、监事会等机构得以实现。但中国这些企业没有一家设置这些机构，章程中也没有一家提到这些内容。股东权利的体现除了获取"官利"一分以及在有"余利"时分得相应的一份收益外，参与权和监督权都无从谈起。只有大股东即持有1万两以上白银股份的股东可派1人到企业任职，似乎能代表大股东对企业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也就是说，广大中小股东的权利还只停留在获取"收益"方面。这也正是这些企业自己独特的地方。此外，在近代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中，传统"合伙"制的影响和痕迹也依然可见。
    明清时期存在于手工行业中的"合伙"制，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解决手工工商企业个人资金不足与生产发展规模之间的矛盾。它不仅普遍存在陶瓷、农产品加工业、采煤、井盐和矿业中，而且通过契约逐渐制度化①。【参见徐建青《清代手工业中的合伙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4期)。】在四川井盐业中，"合伙"制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以至有的研究者认为应将其称为"中国契约股份制"②。【参见彭久松、陈然《中国契约股份制概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1期)。】仿照"西法"成立的中国近代的股份制企业之所以比较容易被社会接受，应当说与中国社会中早就存在"合伙"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合伙"制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譬如，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每股票面金额大，股份总数不多导致股东总数不多的情况也应该与"合伙"制的影响有关。因为在"合伙"制比较成熟的四川井盐业中，据研究，"合伙"的股东人数"最高尚未见超过40人者"③。【见彭久松、陈然《中国契约股份制概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1期)。】这也许是由于方便管理的缘故，也可能与当时行业的规模相适应。但这种影响的痕迹在这些近代股份制企业的成立过程中也得以显现。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始计划招4000股，但4个发起人就认购一半即2000股④，【据《申报》1880年10月16日载《书机器织布招商局章程后》所说，戴子辉、蔡嵋青、龚仲仁、李韵亭等4人"各先认股五万两为之初基。"】只留2000股向社会招募。在招募过程中又明确号召"海内达官富绅，同心集事，自一股至百千股，各从所便，数满而止"。假如这时出现几个大股东，则股东总数不会多就是必然的了。显然，每股股票的票面金额定在100两，实际上就是不希望过多的人参与集股。而1万两以上大股东可派人到企业任职的规定，与前述"合伙"制中(股东)"或有不亲到场者，亦必令亲信人为之监察"⑤【《申报》1882年6月13日。】的传统相比，二者看上去多少有些一脉相承的味道。
    综合种种方面看，中国近代第一批股份制企业的特点可以说是传统与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混合体，它们的出现和存在客观上证明了一个道理：即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是变革，继承和延续也常常存在其中。
    〔作者朱荫贵，1950年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00836〕
    来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责任编辑马忠文。
    季我努学社文字编辑：山西师范大学2015级历史学本科生李蕾
    朱荫贵个人信息
    朱荫贵
    出生年月：1950年12月出生于贵州贵阳
    籍贯：河北景县
    现在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学术职称：二级教授
    学术职务和荣衔：1993年起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家证书并从该年度起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5月至今先后担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近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副会长；招商局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2003年至今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兼职研究员；2003年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任期3年）；2005年6月被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任期3月）；2011年7月被聘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客座教授（任期5年）；2006至2012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2006至2015年7月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电子邮箱：ygzhu@263.net
    学术简历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从事经济史研究。
    198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聂宝璋先生。
    1990年，作为首批与日本联合培养的博士生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1年。
    199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5至1997年，再赴日本东京大学进行两年博士后研究，师从滨下武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