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军费不够拿啥来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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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俗话说,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对于一人一家是如此,对于一军一国更是如此。孙子曰: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对于国家来说,这笔钱主要来自税收,但如果税收不上或钱不够咋办呢? 一提及税收,在历史书上常常会出现与民争利的字样。但实际上 ...
编者按:俗话说,“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对于一人一家是如此,对于一军一国更是如此。孙子曰:“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对于国家来说,这笔钱主要来自税收,但如果税收不上或钱不够咋办呢?
一提及税收,在历史书上常常会出现“与民争利”的字样。但实际上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史书上的“民”和我们一般认为的“民”,很多时候可不是一回事。具体说来,国家感觉财政吃紧的时候,基本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从一些人手里抠钱,让他们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吐出来;另一种是找新的赚钱途径。
前者典型的有贾似道的“打算法”:什么是打算法呢?简单来说就是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打算”一词的含义,参诸宋人文献,其意思为核算,会计。(《宋季三朝政要・打算法》)南宋实行打算法,一是因为没钱了,二是因为军队太腐败了。
吴昌裔《论今日病势之六事状》卷84记载:“督视之行,缗以七百万计;襄阃之犒赏,以五百万计;沿边命帅,以三百万计;诸将招军,以二百万计;蜀中抚谕,亦以一百万计,一兵之遣,一镪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数。……诸路和籴子本不继,行赉居送,在在枵然。”
在实行打算法之前的宝佑年间,因为南宋和蒙古之间进行20多年战争,南宋财政已经近于崩溃。“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转论对奏札》卷一)可以看出当时南宋已经没钱了,支出是收入的两倍,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李曾伯画像
同时,李曾伯淳佑十二年(1252年)上札子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以此各处之新军日添,戎司之旧军日减……积而至于今日,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盖不独鄂州都綂司一处也”。当时部门林立,新的部门出现,旧的还在,外加像多要赏钱、一些钱款被挪用等等,就造成了财政出现问题。所以朝廷要从那些将帅身上抠钱。
不过打算法作为南宋解决财政措施的手段,一直备受争议,因为打算法逼反了悍将刘整,直接引发了襄阳沦陷、南宋灭亡。具体说起来,打算法是好办法,但因为不合适的搞法(那些官吏的节操靠不住),导致因此法获罪的将帅甚多,“江阃史岩之、淮阃杜庶、广西帅皆受监钱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系狱,杜死后,追钱犹未巳也。”
▲赵葵画像
比如像“一生以儒臣治军”的赵葵,就因为两件事差点挨整:第一是张灯宴钱。《宋史・汪立信传》载:“光祖与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书,卒不能得其疵,乃以开庆二年正月望夕张灯宴设钱三万缗为葵放散官物闻于朝。”第二是招军钱超支,根据《宋史》卷45载:“是以兵退,遣官会计边费……信州谢枋得,以赵葵檄给钱粟募民兵守御,至是,自偿万缗。
更点背的是曹世雄、向士璧,他们在战场上立了功,但是因为“以核诸兵费,……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
可以说打算法看起来没错,但实施不当。所以《宋史》记载:“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以诸路,欲于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系去之。”贾似道将打算法弄成整人的工具,结果造成刘整叛变,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说完抠钱,没钱了还需要开源,比如搞点产业。南宋因为土地兼并导致可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所以搞出了公田法。
公田法的思路是买田养兵。根据叶适《后总》一篇介绍:嘉定九年温州有驻军2722人,每年需支春冬衣赐钱、料钱、请给钱及各项杂费开支计谷74375扛(每扛折米1石5斗)。近城30里内占田30亩以上的官民户共有1953户,各买每户田亩的半数,每年可得总产量为98125扛谷子的田亩。这些田亩除足以供给温州驻军全年的军饷、春冬衣赐、习武费用、官吏请给等外,尚有23750扛剩余,“准备旱涝”。买田价定为每扛30贯,用度牒、官告折价偿还。
除了买田以外,还有屯田营田:嘉熙、淳佑年间,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制置使兼屯田大使盂珙在荆襄一带开展大规模屯田,“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所谓营田,则是将绝户土地和某些官田“召人使耕,分收子利”。据李心传谓:“荆州军食,多仰给于营田,省县官之半焉。”
总之,在农业时代,土地是主要的财富来源,所以南宋后来搞公田法,花钱重新向大地主买土地。但是,什么问题都怕个但是,本来南宋朝廷钱就不够,于是直接用纸币购买(那东西贬值很快的),后来开始反对声太大加上度牒。(度牒可以带来许多便利,所以也是当时的硬通货)。因此公田法得罪了许多人,对民间造成很大影响,不过总算是缓解了南宋眼前的困境。
▲《大明劫》孙传庭剧照
在古代情况下,没钱了,征服除了公田法,还会采用暴力手段对非法侵占土地的人进行严厉打击,典型的是明末的孙传庭。明末的环境,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是典型的内忧外患。最要命的是明王朝税税收不上来,兵也征不到。当时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的大户,不但大肆兼并土地而且还侵吞军屯。因为没人动他们所以他们有恃无恐,最终的后果是有钱的不交钱,负担全落在贫苦百姓头上。于是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后面发生啥大家都知道。
▲《大明劫》孙传庭剧照
孙传庭根据这种局面,表示不要上面拨军饷自己解决。他的底气是利用手上的武装夺回被某些人侵占的田产。明朝时西安周围原屯积军队2.4万,田地二万余顷,后来田地都被当地豪门大户霸占,兵丁也成了虚设在花名册上的符号。孙传庭在主持陕西军务期间,为了扩充的军力和粮饷,经过治理,对当地大户采用各种手段夺回军屯,最终获得士卒1.1万,年收税计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
▲孙传庭宴会上杀土豪分田地
孙传庭经营陕西期间,明军的兵力和财力得到很大的恢复,但崇祯皇帝的干预下,孙传庭被迫提前出关迎战,其措施也就此付诸流水。
总的来说,古代社会在征服财政收入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出现支出过高或者说许多该收的钱没收上来的情况,这就容易没钱养军,导致军备废弛,内忧外患一起来。但封建社会情况下,财富集中于地主士大夫手中,你想动他们的钱,那就是“与民争利”了。因此王朝末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钱多的的不交钱或者少交钱,交钱的主体却又是那些钱少的农民。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也就没有然后了……

一提及税收,在历史书上常常会出现“与民争利”的字样。但实际上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史书上的“民”和我们一般认为的“民”,很多时候可不是一回事。具体说来,国家感觉财政吃紧的时候,基本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从一些人手里抠钱,让他们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吐出来;另一种是找新的赚钱途径。

前者典型的有贾似道的“打算法”:什么是打算法呢?简单来说就是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打算”一词的含义,参诸宋人文献,其意思为核算,会计。(《宋季三朝政要・打算法》)南宋实行打算法,一是因为没钱了,二是因为军队太腐败了。

吴昌裔《论今日病势之六事状》卷84记载:“督视之行,缗以七百万计;襄阃之犒赏,以五百万计;沿边命帅,以三百万计;诸将招军,以二百万计;蜀中抚谕,亦以一百万计,一兵之遣,一镪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数。……诸路和籴子本不继,行赉居送,在在枵然。”

在实行打算法之前的宝佑年间,因为南宋和蒙古之间进行20多年战争,南宋财政已经近于崩溃。“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转论对奏札》卷一)可以看出当时南宋已经没钱了,支出是收入的两倍,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李曾伯画像
同时,李曾伯淳佑十二年(1252年)上札子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以此各处之新军日添,戎司之旧军日减……积而至于今日,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盖不独鄂州都綂司一处也”。当时部门林立,新的部门出现,旧的还在,外加像多要赏钱、一些钱款被挪用等等,就造成了财政出现问题。所以朝廷要从那些将帅身上抠钱。

不过打算法作为南宋解决财政措施的手段,一直备受争议,因为打算法逼反了悍将刘整,直接引发了襄阳沦陷、南宋灭亡。具体说起来,打算法是好办法,但因为不合适的搞法(那些官吏的节操靠不住),导致因此法获罪的将帅甚多,“江阃史岩之、淮阃杜庶、广西帅皆受监钱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系狱,杜死后,追钱犹未巳也。”

▲赵葵画像
比如像“一生以儒臣治军”的赵葵,就因为两件事差点挨整:第一是张灯宴钱。《宋史・汪立信传》载:“光祖与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书,卒不能得其疵,乃以开庆二年正月望夕张灯宴设钱三万缗为葵放散官物闻于朝。”第二是招军钱超支,根据《宋史》卷45载:“是以兵退,遣官会计边费……信州谢枋得,以赵葵檄给钱粟募民兵守御,至是,自偿万缗。
更点背的是曹世雄、向士璧,他们在战场上立了功,但是因为“以核诸兵费,……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

可以说打算法看起来没错,但实施不当。所以《宋史》记载:“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以诸路,欲于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系去之。”贾似道将打算法弄成整人的工具,结果造成刘整叛变,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说完抠钱,没钱了还需要开源,比如搞点产业。南宋因为土地兼并导致可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所以搞出了公田法。

公田法的思路是买田养兵。根据叶适《后总》一篇介绍:嘉定九年温州有驻军2722人,每年需支春冬衣赐钱、料钱、请给钱及各项杂费开支计谷74375扛(每扛折米1石5斗)。近城30里内占田30亩以上的官民户共有1953户,各买每户田亩的半数,每年可得总产量为98125扛谷子的田亩。这些田亩除足以供给温州驻军全年的军饷、春冬衣赐、习武费用、官吏请给等外,尚有23750扛剩余,“准备旱涝”。买田价定为每扛30贯,用度牒、官告折价偿还。

除了买田以外,还有屯田营田:嘉熙、淳佑年间,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制置使兼屯田大使盂珙在荆襄一带开展大规模屯田,“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所谓营田,则是将绝户土地和某些官田“召人使耕,分收子利”。据李心传谓:“荆州军食,多仰给于营田,省县官之半焉。”

总之,在农业时代,土地是主要的财富来源,所以南宋后来搞公田法,花钱重新向大地主买土地。但是,什么问题都怕个但是,本来南宋朝廷钱就不够,于是直接用纸币购买(那东西贬值很快的),后来开始反对声太大加上度牒。(度牒可以带来许多便利,所以也是当时的硬通货)。因此公田法得罪了许多人,对民间造成很大影响,不过总算是缓解了南宋眼前的困境。

▲《大明劫》孙传庭剧照
在古代情况下,没钱了,征服除了公田法,还会采用暴力手段对非法侵占土地的人进行严厉打击,典型的是明末的孙传庭。明末的环境,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是典型的内忧外患。最要命的是明王朝税税收不上来,兵也征不到。当时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的大户,不但大肆兼并土地而且还侵吞军屯。因为没人动他们所以他们有恃无恐,最终的后果是有钱的不交钱,负担全落在贫苦百姓头上。于是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后面发生啥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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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根据这种局面,表示不要上面拨军饷自己解决。他的底气是利用手上的武装夺回被某些人侵占的田产。明朝时西安周围原屯积军队2.4万,田地二万余顷,后来田地都被当地豪门大户霸占,兵丁也成了虚设在花名册上的符号。孙传庭在主持陕西军务期间,为了扩充的军力和粮饷,经过治理,对当地大户采用各种手段夺回军屯,最终获得士卒1.1万,年收税计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

▲孙传庭宴会上杀土豪分田地
孙传庭经营陕西期间,明军的兵力和财力得到很大的恢复,但崇祯皇帝的干预下,孙传庭被迫提前出关迎战,其措施也就此付诸流水。

总的来说,古代社会在征服财政收入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出现支出过高或者说许多该收的钱没收上来的情况,这就容易没钱养军,导致军备废弛,内忧外患一起来。但封建社会情况下,财富集中于地主士大夫手中,你想动他们的钱,那就是“与民争利”了。因此王朝末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钱多的的不交钱或者少交钱,交钱的主体却又是那些钱少的农民。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也就没有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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