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八一”前夕，山东省举行的拥政爱民表彰大会，孙兆群专门拜访了参加会议的平阴县民政局长，再次要求尽快妥善解决于庆玉烈士的骨灰安置问题。局长表示：回到平阴县就马上过问，尽快安放好，请部队领导放心。1999年4月，孙兆群由济南到泰安开会，专程绕道赶往平阴县孝直镇，第三次向民政所的同志提出上述要求，获得的答复是：请部队领导放心走好，我们一定向上级汇报，解决好这个问题。

　　对于当地父母官一次又一次响当当的承诺保证，孙兆群没有理由不相信。

　　当天中午，武装部长说他是新任到职，对以往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甚了解，但当即表示：只要上面发话，他愿意做具体落实工作。酒过半巡，孝直镇镇长从另一席抽出身来给孙兆群一行敬酒，陪坐。这位镇长从别处调到此地不久，对于庆玉烈士受到的不公待遇也不太相信。说来也是，将一等功臣、革命烈士安葬于烈士陵园，本就合情合理合法，为什么迟迟没有落实呢?的确匪夷所思、令人纳闷。镇长痛快地表示：尽快抽时间去核实于庆玉烈士的骨灰到底在何处，倘若确实如老人家所反映，他一定负责将此事落实。

　　听言谈镇长是个爽快人，记者心直口快，顺带向他反映了烈士老父亲的情况——当时已经年逾七旬、贫病交加的老汉是服毒自杀去世的。也许是觉得说出去不好听，也许是怕多给别人添麻烦，老妈妈从没有对孙兆群提起过老伴死因。详细情况是孙兆群从邻居、村民那里打听来的。老汉上了年岁，一不小心跌断了腿，只能躺在床上由别人来照顾。为了不给家人造成负担，老汉叫不懂事的小孙子拿来自己种花时用剩下的农药，一口气喝了……

　　老妈妈说，老伴以前常念叨：“庆玉打仗立了大功，成了烈士是咱全家的光荣，不过他那骨灰咋就没进烈士陵园哩?还给放在火化场?村里人都议论哩，难道说咱庆玉死的还能有啥问题?”

　　记者听了这些心里难受，想跟镇长说一说，希望能使烈属得到多一点关心、多一点照顾。客观地说，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既有家庭矛盾，也有老人的心理脆弱有关，深究起来，当地优抚工作不细致、不到位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谁知，这位镇长不等记者细诉原委，一听“自杀”二字就粗暴地打断，“自杀这种事情在农村多着呢，那我们哪还都管得了?要自杀什么原因都有，什么想法都有，他自己想不开别人能怎么办?还能派人整天看着他?”

　　镇长这番话犹如一盆凉水，饭桌上的气氛骤然变化，记者忍不住与他争执两句，几乎弄得不欢而散。看来，对这位镇长也不能抱太大希望了，饭后，孙兆群一行人决定立刻去烈士陵园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情况。

　　“他家一直没交费，他是烈士，算是个照顾吧。”

　　原来，平阴县烈士陵园与该县火化场紧紧相邻，都位于县政府机关以南约三公里的一个小山包的西北坡按照老妈妈提供的情况，孙兆群和记者直接到殡仪馆骨灰堂寻找于庆玉烈士。在殡仪馆一间三四十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放置了300多个骨灰盒，孙兆群和记者逐一仔细辨认。查找到第十三号柜时，孙兆群叹了一声：“兄弟，我来看你了。”说完，泪如泉涌。

　　汉白玉的骨灰盒，这是部队统一制作的，孙兆群再熟悉不过了。记者走上前，一行醒目的毛笔字映入眼帘：“于庆玉烈士”。旁边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是一个一脸质朴的年轻人。

　　孙兆群给牺牲的战友敬上一根“红塔山”，轻烟飘散，遮掩不住当年敢死队长铁青的脸色。他强压心头怒火，找来工作人员询问情况。一个戴眼镜的小师傅说，知道骨灰堂里有一位烈士，但没听说要进陵园，这都是领导说了算的。“他家一直没交费，我们这里也是经营场所，别人每年收30元，他是烈士，嗯，算是个照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