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综观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晚明建国第一重臣，在“定策”立君的关键时刻，不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毫无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自丧失重整朝廷之大好时机;而且从气节和品格上看，他也没能做到一心为国或对崇祯帝死而后已，一遇阻力和反对，连仗义执言的勇气都没有，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最后竟然以“东林之私”而搞出了一个试图两不得罪，不伦不类的“拥桂”方案，按序福王朱由崧当立，按“贤”潞王朱常淓当立，而后在边将佞臣主导下立福王为帝之后，导致武将佞臣窃取“定策”之功，亦使其军政之权旁落于外，终使弘光之政不到一年而亡。

　　其二：顾诚在《南明史》中评价道：史可法作为军事家，以堂堂督师阁部身份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可见不堪之任。是以今人论之，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的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史可法虽然一生居官廉洁勤慎，且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以身殉国，可谓晚明鲜见的有气节的民族士人。然其为政于国无益，为将于军不利，南明朝廷于危亡关头用其为将帅，遂至迅亡，实属晚明政权用人之失。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楷模，无非是因为他官高权重。然而以博之观点，官愈高而责愈重，以一身而系社稷安危，若是才不配位，便当引才让位，区区徒以虚名误国，岂不谬哉!史可法者，其虽秉心于公于国，然因其治事无能而丧国辱师，实可堪后之为政者于家国危难之时、选材任将之际，作一良鉴深思之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