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的农民政策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24年列宁去世，新经济政策逐渐被废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又得以恢复。特别是斯大林认定苏维埃制度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联合的社会化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之上，因此必须摒弃列宁生前所倡导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必须将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要加速工业化，就亟需大量的资金。资金从哪里来？从广大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中“挤”出来。可是农民们又不愿意按照政府的意志和意愿交出粮食，于是将农民们赶进集体农庄便是一条捷径。而集体农庄在用强制手段确保高效收缴粮食的同时，却扼杀、遏止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既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内容，也不再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的主人，这从根本上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本来，在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入侵之前，苏联农村的这种危机就已经充分彰显出来了，农民们破坏生产工具、大肆盗窃集体农庄财产，任凭粮食霉烂在地里也不去及时收割入仓，大幅度地削减播种面积，甚至爆发农民暴动。如此种种都是农村危机的表现形式。二战结束之后本来是苏联政府调整自己农村和农民政策的一个极好契机，可是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府却认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和考验的苏联的战前各项政策是“正确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否则苏联又怎能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人们期盼的变革就无从谈起，农民们的状况和命运依旧。 完善的国家机器、高效的反应机制、严酷的惩罚措施是二战结束后苏联难以酿成大规模农民暴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无论是战争结束之后的阿穆尔州马尔斯基区阿诺索沃村出现的多起反苏标语和反苏传单事件，还是集体农庄农民暴力袭击城里派来的征粮队事件，抑或大规模的农民越境事件，其实质都是苏联的农村政策和农民政策不得人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当人们的这种情绪淤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认同度就会一降再降，直至这种模式最终寿终正寝。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以来一系列政策严重失误却又长期得不到及时调整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