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趁一次日军没注意，何玉珍跑了出来。因为战争，她先后失去了父母、兄弟、丈夫、孩子，这一生唯一的安慰，就是改嫁后丈夫对她不错，抱回来的儿子也十分孝顺——大部分慰安妇因为身体遭受严重伤害，终生无法生育。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资料记载，占领海南岛的6年间，日军设立慰安所70多个，有慰安妇数千人，她们大多病死、自尽、被杀，战争结束时，仅剩不到100人。王志凤就是幸存者。

1941年，17岁的王志凤是在回家路上被两个日本兵抓走的，从此陷入地狱。受尽折磨后，还被拉去帮日军挖战壕。一天天热，口渴的王志凤向日本兵讨水喝。没想到这个士兵冲过来把她推到，疯狂地踢她右小腿的胫骨，那是一块仅有皮肤包裹的骨头!由于得不到任何医治，伤口很快感染、化脓、溃烂，至今仍留有疤痕。

今年89岁的王志凤流着泪对段瑞秋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我?!”也许侵华老兵太田毅的回忆录能回答这个问题：“想起做过的这些事，感到自己不是人类，而是魔鬼!”

其他战争受害者可以义正辞严，而性暴力受害者甚至得不到同胞的正视

余戈说：“我们关注战争中将士的浴血牺牲，但有一种痛苦比死亡更持久、屈辱感更深，那就是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她们一会儿说愿意接受采访，一会儿又带口信来说还是算了。这样的反复，段瑞秋已经习以为常。今年86岁的骈大娘就犹豫过好几次，怕自己的8个孩子不高兴，就在采访的那天早上还下不了决心，最后是小儿媳陪着来。她仍然不愿意有人去她家里采访，“怕被邻居看见问起”。

1942年秋天，才16岁的骈大娘被几个突然冲到她家里的日本兵抓走，关了20多天。当时她的姑父在伪军当差，找了很多人向日军求情，才把她放回家。但隔了几个月又抓，再放，如此反复了4次。

当骈大娘向段瑞秋讲这些时，边讲边哭，渐渐浑身发抖，像哮喘一样喘不上气。段瑞秋急得紧紧抱住她：“不说了，不说了!”这场采访最终没有继续下去。当段瑞秋把装着慰问金的信封递给骈大娘，她哭着使劲推开：“俺不要你的钱，俺只要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就行了，装了几十年了。”

段瑞秋在书中写道：“其他类型的战争受害者，比如亲人死亡、自我伤残、丧失财产，都可以昂首挺胸、义正辞严地控诉战争的罪恶，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气吞声、沉默寡言，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正视。”仅就《女殇》中采访到的27位受害者，她们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闭塞的乡村和城镇僻静的角落，生活困顿，永远蒙受难以摆脱的羞耻，甚至是同胞和亲人的鄙夷。

荔浦的瑶族姑娘韦绍兰今年90岁，她年轻过，唇红齿白，勤劳贤惠，日军的到来终结了这一切。虽然她最终逃出了日军据点，但从此村里的人厌恶地称她为“日本兵沾过的女人”，而她竟然还生下了一个“日本仔”罗善学。

今年已经68岁的罗善学一辈子没结婚，“人家不愿意嫁给我，穷，名誉不好听”。他也永远无法知道带给他屈辱的父亲是谁。从小遭受全村人嘲笑和辱骂的罗善学曾在15岁那年问大伯爷：“村里人为什么骂我日本仔?”大伯爷回答：“你妈妈被日本人欺负过。”罗善学说：“你们可以在山上用大石头滚日本人嘛!”大伯爷说：“你还没滚石头，他老远就把你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