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满宠认识还是清醒的，临行前，他命令留守的府中长史说：“如果王凌想去迎接，不要给他兵马。”满宠虽然走了，王凌仍然要不到兵马，就只派了一个督将率领步、骑兵七百人去迎接孙布。孙布在夜里埋伏袭击，督将冲出来逃走，死伤的兵马超过一半。

　　东吴这次的诈降计没有完全得逞，与前两次相比并不是有多大的失误，而是满宠不上当。假如换做是王凌，恐怕魏军也会是大有损失。

　　东吴人为什么这么爱使用诈降计?这往往是一种弱者对付强者的智计。虽说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总觉得这种示弱还是缺少了那么一点儿豪气，尤其是诈降计当中有了一个“降”字，就少了一股硬气。

　　还有，孙权自己也是多次“事魏”。如建安二十二年，孙权派徐详向曹操请求投降;建安二十四年，为了背后偷袭关羽，孙权向曹操写信，说是要为朝廷出力;魏黄初二年，孙权不但再次向这个魏国的皇帝称臣，还将关羽俘获的大将于禁还给了魏国。大家都知道这是权宜之计，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但对于孙权个人，也好像是在演着一出出“诈降计”。

　　要说孙权能够建国当皇帝，也不仅仅就是靠父兄那点儿家底，他自己也是雄才大略，自有其过人之处，但后世人对吴国总是缺少一种由衷的崇敬，恐怕就是孙权乃至东吴缺乏那么一种浩然之气有关。看起来，东吴总是能够利用魏蜀两国来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可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这又是另一种的自我边缘化。所以，在三国这个舞台上，东吴总让人感觉就是一个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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