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南宋初期的百姓忍受着苛捐杂税、提心吊胆地恢复经济时，北方正在金世宗的精心治理下繁荣富足，金世宗也因此博得了“小尧舜”的美名。当1206年南宋发动北伐时，北方的汉人并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反抗金朝的活动，更别说一呼百应和宋军一起抗金。倒是南宋的子民屡屡地因为不堪重负而揭竿而起，使得岳飞手沾的义军鲜血比金兵的还多。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完成于北宋覆灭的几年前，汴梁这座曾经繁华富裕、拥有140万人口的大都市，在被金国占领后只剩下不足20万人，成年男子还不到1万人，而它只是整个北方宋金交战区的一个缩影。因此北方百姓在获得来之不易的太平之后，最关心的是如何活下去，至于国家认同并不那么重要。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不管什么国号、年号，谁当皇帝，他们都一样要交粮纳税。

　　到后来辛弃疾、陈亮倡言北伐的时代，北方百姓虽然日子过得不如南宋子民，但他们对于宋朝的认同却更加淡泊了。因为此时距离北宋亡国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金国占领区的原宋朝遗民中，亲身经受过金人蹂躏痛苦的那批老人已经所剩无己，新出生的两代人并没有尝到被杀、被辱的痛苦。相反，他们在金国皇帝的统治下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没有人希望南宋朝廷北伐中原，正像辛弃疾和陈亮在奏折中所反映的那样——“北方被占领区的老百姓已经快忘了自己曾是大宋朝子民这件事了”。

　　总而言之，南宋的偏安根本上是由南北双方民众的意愿决定的，对于南方穷人而言，打仗意味着食不果腹，命丧沙场;对于富人来说，称臣纳贡每年支付的白银、匹银和绢，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远远比北伐开战后的浩大成本与巨大风险来得划算。无论是秦桧的“绍兴议和”还是孝宗时的“隆兴议和”其实都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北方的百姓则已经适应了金朝的统治，没有响应南宋北伐的动机。而这些都不是由南宋的某个皇帝想一雪前耻，或者岳飞、辛弃疾等主战派将领的大声疾呼就可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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