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思想体系，是在继承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上，顺应历史的发展，综合吸收前代、当代思想家的思想精华而逐步建立起来的，是在尊儒、论道、排佛的论辨中不断修正而完善起来的，因此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这一思想体系，超迈历史，成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二座高峰，自建立以来，一直是元明清数百年的主流思想，对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影响至深，一直令人景仰、追索。

　　宋朝理学家朱熹

　　朱熹善于格物致知，善于辩论历史得失，将音乐与世运、德行联系在一起考察，乃是其严谨治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朱熹始终倡导儒家的中和思想，对音乐的创作与应用也是要求以中律为准。朱熹说：“以律管而言，只吹得中声为定。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音乐不中律的后果，是会导致听者的神智错乱，这不是骇人听闻的事。朱熹引用史中记载的重要内容，其中就有下列的典型例子：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乐于晋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乐于周世宗，世宗亦死。李照造乐，仁宗得了心疾。惟宋太祖，初不曾理会乐律，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低一分，其声遂和。由此，朱熹认为唐太宗与宋太祖所定之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且对门人说，音律如尖塔，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故取五声者中声也。朱熹的终身努力，就是要维系人伦，使中庸之道畅行，而礼乐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稳定。因此，将音乐对人的性情、修养乃至与世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研究，表明朱熹的见解之高明。

　　朱熹塑像

　　古代乐器有长度规定，以尺度衡量，定其尺寸。古代有用羊头山黍排列宽度作为尺度的做法，至北宋时以并排一千二百粒黍为阔宽九寸之度的说法，曾引起争议。南宋朱熹认为此法于今不可取，其所取度量之古尺有两种，一是短的周尺，一是长的景表尺。若尺度不定，则十二律就失准。乐律失准，乐器的规格就会混乱，演奏的音乐就不能中律，造成高亢或低靡，扰乱听者的神志，会导致不良后果。这与乐器产生的声波有关，声波进入人的耳道，振动耳膜，刺激大脑神经，神经元释放不同的介质，一类介质能兴奋大脑神经，使人心情兴奋，一类介质能抑制大脑神经，使人心情抑郁，长时间处于兴奋状态的人，或长时间处于抑郁状态的人，都会发生心理疾病，这是可以从现代医学、现代心理学找到答案的，现代开展的音乐治疗某些疾病的理论正是基于此认识而建立起来的。虽然朱熹所处的时代没有检测的手段，却有宫廷医生的诊断，由文字官记载的典型例子中可以找到答案。排除兴奋或抑制性的音乐，自然当取中和的音乐，回归到常人能接受的音域水平。

　　朱熹注意到作乐只用七声的问题。即使是合律之乐，演奏还须视场合而定，“惟宫声宴席不敢用，用则宾主失欢”。蔡元定曾截段小竹做笛子吹出美妙的笛声来，但朱熹在审阅《律吕新书》原稿时，却发现吹律未谐，便给受伪学之禁的蔡元定写信，期待元定“归来更须细寻讨”，可是，残酷的事实是蔡元定被编管道州，折磨致死，未能同朱熹继续商定，朱熹不得不承担起重任，完成对吹律未谐的修正工作。

　　朱熹还注意到，时行的音乐，不是主流社会所需要的音乐，朝廷与庙堂所需要的音乐，必须是庄重的、和谐的音乐。朱熹所追求的是能登大雅之堂的音乐，那么，对歌词内容、音乐声调的要求就要求相当严格。而古代流传下来的音乐，在朱熹看来，就是经过时间考验、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具有生命力的音乐。因此，朱熹的音乐思想，具有崇古的一面，从这个层面而言，朱熹就是讲究音乐经典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