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不但是著名政治家，还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词人。史书记载其出身于世宦之家，四岁便丧服，此后是由几位兄长抚养长大。一部分是由于家庭环境，一部分是他本身性情稳重，聪颖且好学，记载他“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学问过人果然不假，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仅弱冠之年风姿出众的韩琦就考中进士，高中榜眼。此时还天降异象《宋史》记载“琦风骨秀异，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左右皆贺。”

　　景祐三年(1036)，韩琦拜官右司谏，次年授知谏院。在担任谏官的这三年时间里，韩琦一向是直言不讳，丝毫不惧他人的威胁排挤。只要是有问题，他不在乎会对自己有什么伤害，一身正气决不妥协。《宋史》记载“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

　　宝元元年(1038)，当时全国灾害频发，许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长时间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些流民逐渐变得十分混乱。作为朝廷栋梁的两位宰辅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迟迟不能缓解矛盾，到了“罕所建明”的地步。一向直言敢谏的韩琦看到这种现状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于是写下著名的《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痛斥这四人庸碌无能，甚至说大宋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言辞恳切、字字泣血，仁宗看后深受触动，于是一天之内，这四位位高权重的人物同时被罢职。朝野上下震惊，韩琦也因这“片纸落去四宰执”的威风而名扬京师。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西夏元昊大举进犯。五月，韩琦与自己推荐重新回到京城的范仲淹一同被任命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庆历元年(1041)二月，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直逼怀远城。韩琦闻讯后，马上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前往抵御。临行前，韩琦是亲自向向任福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一定不要轻举妄动，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重点是阻击，不是要怎样的大胜，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但是此时的任福刚刚打了一场小小的胜仗，对韩琦的嘱咐不以为然，在中了夏军的埋伏。夏军佯装败走，他带人马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的好水川，急功冒进很快中计，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然尽力拼杀，但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于是宋军大败，六千多人阵亡，任福也战死。

　　好水川大败后，韩琦转而支持仲淹守议，二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且都是当世名臣，人心归服，朝廷栋梁，故天下人并称二人为“韩范”。

　　之后西夏虽然有心，但是毕竟连年征战已是难以支撑，最终与宋合议。西方战事暂时告终。韩琦回归中央，一路高升。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病逝。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

　　英宗刚即位就突患暴病，由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一些宦官之间争权夺利，向太后说英宗的坏话，致使二人生隙。宫中不稳，朝堂议论纷纷，韩琦和欧阳修为此事费了不少精力。在曹太后哭哭啼啼的时候劝说她：“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见到满腹怨怼的英宗的时候又说：“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两方调节，这事才算完。一年后英宗病愈，曹太后也在韩琦劝说下还政。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病逝，神宗赵顼即位，韩琦成了托孤重臣，并任英宗山陵使。此时的韩琦已不再是年少轻狂的时候了，思想与政治倾向都逐渐趋于保守。是王安石变法反对派的主要领头人。

　　熙宁八年(1075)六月二十四日，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终年六十八岁。神宗在禁苑为他恸哭不止，辍朝三日，又赐其家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并发兵为其筑墓。亲自为其撰写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谥号“忠献”，配享英宗庙庭。

　　韩琦可谓是少年得志，此后虽然几经波折，但也在磨练中逐渐直上青云。作为三朝元老，他始终张弛有度，从不因地位崇高而骄横，一身正气、清清白白。晚年虽然保守，但也算得上是深思熟虑。他是大宋王朝的功臣，说他撑起北宋半壁江山，虽然略显夸张，但亦是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