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临走前换下来的那件已经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随意地搭在床头上;单人木板床上铺的还是那床打着补丁的褥子，摆的还是那只破背心缝成的填满旧棉絮的枕头;曾照亮了他许多个夜晚的青瓷座台灯，依旧独立在床头柜上，碰裂的灯口处还缠着很久以前缠上的胶布;临窗的写字台上，三部电话机旁那只70年代初生产的铁质台历，日期静止在他离家的日子———1989年4月8日;写字台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传》，书上压着一副老花眼镜，书边搁着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紧贴东墙的那排书柜里，和各种工具书、传记、回忆录摆放在一起的，是他亲手逐册编号的40多本读书笔记;报纸筐最上面的那一摞报纸，是他参加政治局会议那天清晨看过的单面印刷的《人民日报》清样……直到今天，一走进这间卧室，我仍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总觉得他没有离去……

　　在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突发

　　8日这天，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教委还来了几位领导。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会议随即开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通读《决定》草案。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举手说：“紫阳同志，我请个假……”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