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逝世前后十天到底发生了哪些大小事件?胡耀邦的妻子、女儿、医生以及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正泉或接受采访，或写下回忆录，留下了这段令人怀念的历史。这些文字回忆了1989年4月8日至4月22日胡耀邦逝世前后的约十天的事情，包括发病、抢救、播发讣告、开追悼会的过程。此外，还包括乔石送别骨灰、温家宝扶灵、胡耀邦安葬共青城的最后结果。

　　儿女之情——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进修。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个晚上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
    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直到夜幕降临，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父亲的卧室仍保留原来的样子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

　　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他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

　　父亲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卧室，至今还保持着他离去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