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欧阳修不是那样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特别正直的人，属于不平则鸣的人，看不惯的就说，简直就是一个大嘴巴。当年欧阳修在进京赶考的时候，就有个和尚说他的嘴巴大、耳朵边上发白，容易惹上口舌是非。果然，欧阳修在他的一生中三次被贬，都与这些口舌的是非有关。

　　第二，欧阳修是个很随性的人，喜欢吃吃喝喝，喜欢呼朋唤友一起喝大酒，喝多了就写一点艳词之类的。这本来在宋朝的文人中，写点这样的东西，也无伤大雅，连宰相晏殊、苏东坡等人都写过，连一贯老牌保守主义者司马光也 写他做了一场了无痕的春梦，但是偏偏欧阳修倒霉，家里面老是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幺蛾子的事情，这些诗词就被政敌拿来，作为他为老不尊甚至是乱伦的证据。欧阳修这种事情竟然摊上了两次，虽然说最终查无实据，但对他的仕途的影响是致命性的。

　　第三，他的官场的站队技术有问题。范仲淹要搞改革，特别是在人事上的动作很大，欧阳修坚定地站在范仲淹一边，结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了，范仲淹被贬，连带着欧阳修被贬。

　　范仲淹被贬之后复出，官越做越大，改革的雄心也越来越强烈。在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推行改革，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因为任何一项改革必然触动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要打破权力的藩篱，改革者随时要付出代价。果然，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失败，改革三人组范仲淹、富弼、杜衍先后被贬谪出朝，枢密副使韩琦上疏营救，结果也被贬往扬州。反对派认为这四人就是官场的“F4”,诬蔑此四人朋比为奸，称之为朋党。

　　当时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欧阳修，本来仕途一帆风顺，但欧阳修再次站错队伍，站在失败者一边。他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指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在给皇帝的《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中，指出，“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

　　此文像匕首，一针见血刺向了保守派的要害，保守派对此愤恨不已，睁大眼睛挖空心思寻找欧阳修的过错。恰巧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因私通家奴东窗事发，遭审讯时诬称与欧阳修有染，这是个绝佳的剧本，这样一个“猥琐大叔情挑小萝莉”的故事，绝对可以让欧阳修身败名裂甚至身首异处。欧阳修被投入大狱接受审查。虽然后来查明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但欧阳修还是受到牵累，被降职到滁州。

　　但是，和被贬到黄州的苏东坡一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同样成就了欧阳修大师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穷而后工，挫折是人生最好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