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解读晚年的唐玄宗，最直接的资料自然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这几部大名鼎鼎的史书。《旧唐书》成书于945年，其中在756年(唐玄宗在这一年退位)以前的内容主要转载了唐代史官柳芳所编著的唐朝国史。《新唐书》成书于1060年，主要补充了唐代的一些逸闻轶事。《资治通鉴》成书于1085年，书中对唐朝历史进行了重新整理和鉴别，不过此时离唐朝灭亡已相隔了近两百年，许多材料都已失散。因此，《旧唐书》中的内容就成了研究唐朝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756年，安禄山率叛军占领长安，唐朝前几位皇帝的《起居注》(专用于记录帝王的日常言行)、《实录》等资料都被付之一炬。这场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唯一一部主要记载是史官韦述编著的国史稿，里面收录了大量唐玄宗在位期间的内容。

　　韦述去世后，唐肃宗(唐玄宗之子)任命柳芳续编唐朝国史，然而这份工作对柳芳来说难度出乎意料的大。首先是大量材料已经遗失，许多内容难以考证;其次是韦述编著的国史稿中有大量内容对唐玄宗执政时期的成就充满赞誉，可是唐肃宗是通过公然篡位坐上了皇帝宝座，他需要把父亲在位后期描述成是因行为不当而造成了国难，以便为自己的篡位提供道义上的理由。

　　柳芳接替韦述的工作后，在原有国史稿的基础上继续编著。当柳芳在760年将编著的唐朝国史上呈给唐肃宗过目的时候，他遭到了严词批评，并被贬官到黔中(今贵州地区)。夜读史书认为这必然和国史中对唐玄宗的评价过于正面有关。

　　之后，唐肃宗又命于休烈和令狐峘对柳芳编著的唐朝国史进行修订。后来《旧唐书》大量吸收了这个版本的唐朝国史，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泾渭分明的“两个”唐玄宗。在741年之前，唐玄宗锐意进取，史书中对他的记载一般都是颂扬;在741年之后，唐玄宗给人的感觉就是突然变得稀里糊涂，尤其到了他执政最后几年，几乎是干什么错什么，好端端一个大唐盛世就这样毁在他的手里。

　　然而这种结论又有许多充满疑惑的地方。比如唐玄宗晚年宠信奸臣李林甫，因而导致朝纲败坏，为“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然而在深入解读李林甫这个人物的时候，许多人会发现，李林甫其实是个能力非常突出的大臣，唐玄宗统治时期许多重大而有价值的制度设计与改革，都是在李林甫担任宰相期间完成的。如果你是唐玄宗，你会放弃一个精明干练，能为帝国排忧解难的宰相，而去重用一个只知道仁义道德，却什么实际事务都不会处理的宰相吗?

　　再比如在“安史之乱”前期，唐玄宗强令哥舒翰率唐军主力与安禄山的叛军决战，结果导致全军覆没，“安史之乱”这才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这是史书中关于唐玄宗晚年糊涂的又一桩铁证。然而从客观方面来看，当时哥舒翰手里有20万军队，其中超过一半都是陇右、河西、朔方等藩镇汇集的精锐边防军。而叛军总兵力不足10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不敢出战，帝王的权威、朝廷的颜面何存?至于后来的惨败，很大程度上是哥舒翰指挥出现重大失误造成的，把“黑锅”全扣到唐玄宗头上，其实是一件挺冤的事情。

　　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认为，无论是柳芳编著的唐朝国史，还是于休烈、令狐峘后来的修订版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唐肃宗个人意志的影响。唐肃宗为了证明自己夺位的合法性，就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抹黑唐玄宗。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安史之乱”前后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现有唐朝史料中反应出来未必就是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