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在董鄂妃去世后的那年冬天染上了天花，没过多久就不治身亡。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在顺治的弥留之际，大学士王熙奉命赶到皇帝病榻旁撰写遗诏。

　　王熙在自撰的《年谱》中说，自己为顺治写的遗诏都经过了皇帝的认可，“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当晚，顺治即驾崩归西。王熙在官方的遗诏公布后，便将当时所有和遗诏有关的东西全部付之一炬，此后对遗诏一事便一直保持沉默，再无片言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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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的是，在这份遗诏中有这么一句，“端敬皇后(董鄂妃)于皇太后恪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未能以礼止情，诸事窬溃不经，朕之罪一也”。

　　“未能以礼止情”，这句话虽然说得很委婉，但无疑是对董鄂妃间接的谴责。王照声称自己写的遗诏已经经过顺治的同意，但以顺治的个性，他应该不会在临终前有如此对董鄂妃不利的话语，这是对他们爱情的否定。那遗诏是怎么变成了罪己诏的呢?

　　从顺治死亡到公布遗诏中间有四个时辰(古代一时辰等于现在两小时)，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推测“其间必有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之情事”，而把对董鄂妃的葬礼逾度写进遗诏，显然有有意而为之，估计是反映了孝庄太后对董鄂妃的怨恨。事实上，孝庄太后从一开始就对顺治和董鄂妃的结合并不满意，而顺治的早死，很自然的归结于董鄂妃的原因。孝庄太后在丧子之余，其脑海里浮现的想必是对“红颜祸水”的一腔怒火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