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众所周知，康氏在戊戌年，极少就具体的变法事宜，如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怎么搞等等，发表意见。其唯一孜孜不倦致力推动者，乃是请开制度局、请开懋勤殿。所谓“制度局”，按康氏规划：在朝廷设中央制度局;地方设“十二专局”——包括：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具体权力关系是：“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即：中央制度局负责议政，做出决策，地方“十二专局”负责具体执行。所谓“懋勤殿”，亦与此大致相似。

　　如此，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执行权。现存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及地方督抚臬司衙门，则全被架空。这实际上等同于一场极彻底的政变。

　　显然，所谓“制度局”，大有借“维新”之名，以鸠占鹊巢之术，行“革命”之实的嫌疑。何况，在大约同期的另一份折子里，康氏还曾请求皇帝设立“孔教”，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一整套与世俗政权完全平行的神权体系，且规定教首的产生流程及权力运作独立于皇权之外——至于教首人选，康氏在奏折中特别强调：是自己廓清了历代学者之失，“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言下之意，教首之位，非己莫属。⑨此种构思，早已突破了“维新”界限，舍“革命”二字，实难以范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