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在抓捕“四人帮”这件事上，汪东兴究竟有多大贡献?发挥了哪些作用?这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1980年他退出权力中心后，其作用被有意淡化，更少有公平的记述。近年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对汪东兴的作用则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肯定。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去世，吴德口述中讲到，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检查，离开治丧的地方。他先给李先念打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来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

　　13日，李先念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委托。吴德还说，华国锋曾经对他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汪东兴的老部下武健华2013年撰文《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则比较详尽地谈到了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称他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写道：“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汪东兴建议他找个时间去华国锋那里，跟他谈谈有关‘四人帮’的情况，请他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14日晚，李鑫到华国锋家，代表汪东兴提出了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当天夜里，李鑫又找到汪东兴，对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华国锋不表态，显然是出于谨慎和保密的考虑。武健华的文章还提到，从9月12日上午，到10月4日下午，叶剑英与汪东兴有过四次密谈，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四次时间分别是：9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9月15日，在吊唁大厅附近的一间办公室内;10月2日下午3时许，在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办公室;10月4日下午，仍在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办公室。

　　10月2日下午，汪东兴与叶剑英密谈之后，当晚，汪东兴按照叶剑英的交代去见华国锋，他从华国锋那里领受了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的任务。最终，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正是按照汪东兴制定的方案进行的，具体实施也是他指挥八三四一部队完成的。因此，吴德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然而，“四人帮”的问题解决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发生变化，华国锋、汪东兴与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统一战线也宣告瓦解，新的矛盾随之产生。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历史潮流，这个时候的汪东兴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于光远曾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讲到汪东兴的问题：“两个凡是”的提法以及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不仅立场非常错误，而且态度也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这件事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在1978年年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汪东兴在华国锋之后做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有错误，负有领导责任，并且提出：“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待中央决定后，认真地向有关同志移交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