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认为韩信对汉朝的贡献，足以与周朝的周、召、太公相比。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正月，这位汉初三杰之一的大功臣却被吕后诱杀于长乐宫之中，甚至被夷三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韩信的人头落地呢?韩信是谋反被杀，其罪当诛，还是刘邦、吕雉猜忌名将、杀戮功臣呢?

　　一种意见认为，韩信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他蓄意谋反。《史记》、《汉书>中关于韩信死因记载均是谋反。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阳夏侯陈豨担任赵相，镇守赵、代地区，当他离开都城赴任之时，曾与韩信密谋陈豨在边地起兵反汉，韩信从中响应配合。陈稀至代后，果然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准备谋反。高祖十年七月，刘邦之父太上皇死，召陈豨入朝，陈豨托病不往。九月，陈豨公开宣布反汉，自立为代王，进攻赵、代等地。刘邦闻讯后，要求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一起讨伐陈豨，可是两个人都推说有病，不肯出他挟功讨赏，故而遭到刘邦的忌恨一为自己兵。汉高祖只好自己亲统大军出征。等到刘邦离都之后，韩信立即按照原先计划准备响应陈稀。次年春天，韩信布置已定，密谋假传圣旨。韩信的门客向吕后告发此事。吕后与萧何谋划，诈称陈稀叛乱已平息，命令朝臣入宫庆贺。又担心韩信不往，派遣萧何劝说。韩信一入长乐宫，就被埋伏的武士所擒，斩于钟室之中。

　　很多学者都认为韩信被杀是罪有应得，包括司马迁、班固、司马光以至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等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汉高帝》中，从韩信鼓吹有功当封、贪功以及破项羽后犹拥有强兵这三点来论证“云梦之俘，未央之斩”是韩信自己造成的恶果。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信自立为假王》中，也认为韩信改封为淮阴侯后，“常称病不朝从”，“日怨望，居常怏怏”。公元前200年，他勾结握有重兵的边将陈豨，再次阴谋叛乱。

　　公元前197年，陈豨在代地叛乱，刘邦率兵亲征。韩信托病，并乘机派人与陈稀约定，他在长安里应外合。正在这时，他的阴谋再次被人告发。于是，萧何与吕后设计捕杀了韩信，消除了分裂的危险。还有人从整个社会各阶级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的角度出发，认为亡周乱秦兵革之后，韩信从个人恩怨出发制造新的动乱，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所以吕后杀韩信直接避免了第二次楚汉战争的动乱，带有历史进步的色彩。这不仅为新建的西汉王朝除掉了一个大祸患，而且在客观上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

　　然而，以上观点却受到了不少的挑战，有学者认为韩信谋反的罪名其实是出于诬陷，他的被杀是一大冤狱。持此派观点的代表人物包括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清初诗人冯班等。清代考据学家梁玉绳在《史记志疑·淮阴侯列传》中说：“信之死冤矣!前贤皆极辩其无反状大抵出予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萧何)文致之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清人郭嵩焘也认为，信“贵贱生死一取资于人，是乃人臣之定分。非能反者”。意思是说韩信根本不是那种会谋反的人。如此说来，韩信的被杀完全是吕雉猜忌名将，杀戮功臣的阴谋，而韩信则无意背叛刘汉王朝。

　　韩信死于正想乘隙揽权的吕后之手，这也不是偶然的事。当时身为丞相的萧何，也深受刘邦的猜忌，自身难保。他原是韩信的保荐人，这时候不得不屈于吕后的意旨，诱杀韩信;如果他态度犹豫，就有遭受株连的危险。结果，萧何就因诛韩信功，而从丞相晋升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