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话，前者伤谋士之心，后者失将士之心，权术使用之想当然、领导德行彰显之凉薄，已然到了极致。可以说，袁绍的领导形象，此时轰然倒塌。

　　而曹操恰恰相反，他不光依“事功”来奖罚，且能重赏提反对意见的人。207年，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劝谏，出塞远征乌桓部族。结果虽取胜，却也吃了不少苦头。回到基地后，他便赏赐曾劝阻过他的人，承认自己只是侥幸成功，不足为法，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见不被采纳而不敢建言。

　　意见不被采纳都能得到奖赏，因此大家都能勇于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久而久之，曹营中一旦形成决议，就再没有第二种声音或阳奉阴违，而能向一致的目标去努力。不能不承认，曹操是个能让追随者愉悦工作的领导人，靠的正是激励机制与领导德行，这是驭人最基本的两个要素。而袁绍则差得远了，假设一下，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稍加实践，那么官渡之战的结局，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了。

　　权术如用兵，兵无常势，贵在应变。要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才能够成就大业。领导人对待下属或民众，要适时酌情的予以安抚，在讲明原则、制度和法律之后，不妨推己及人，多重民情，情真意切，民心必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