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三国演义》被誉为“书中之虎”，小说蕴涵的军事谋略和为人处世哲学启示和引导了一辈辈中国人。而这本书中对祢衡、许攸、杨修这三个愤青的死，更是做了浓墨重彩的陈述，并且历来世人对此是津津乐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首先说祢衡。祢衡年少轻狂，他自诩天下名士，自以为怀才不遇，实际有名无实。甭说治国安邦之策，经天纬地之才，就是诗词歌赋也不见有一两篇问世。虽然读了些书，但骨子里更多的是鄙视他人蔑视群众的孤高自傲。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东汉末年的腐败无能的没落文人。没有真才实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谦恭待人，宅心仁厚也是人人称道的。

　　但这位祢衡先生偏偏是当时“骂世派”的“杰出代表”。东汉末年这群腐败无能的没落文人自恃读了点书有点学问，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瞧哪都看不惯，瞅哪哪不顺眼，满腹牢骚和怨气，成天吃饱撑的骂大街。

　　骂大街，也得有个分寸，得分清对象和场合啊，曹操有意羞辱祢衡，祢衡裸衣击鼓大骂曹操还情有可原，但黄祖把他视为上宾，待之大礼，反遭到他的出口不逊，恶语相伤，可见弥正平是逮谁骂谁，无礼之极!这和市井泼皮没什么质的区别。 当时群雄逐鹿，龙争虎斗，大浪淘沙，正是用人之际，岂能有这种舌剑腐儒的立锥之地，所以，即使曹操、刘表不杀祢衡，黄祖不杀祢衡，最后总会有人受不了而杀祢衡。

　　所以祢衡死不足惜。 再说许攸。许攸本是个不可多得的谋士，乌巢劫粮、兵进黎阳、直取冀州多亏这位许先生用计。可以说他是曹操能够官渡一战以少胜多以至后来节节胜利平定北方的杰出人物。但无论某人怎么杰出，一场战役胜利的取得总归倚仗的是群体的力量，正如后来一怒杀死许攸的许禇所言，是文官出谋武将效力的结果。

　　怎么能把普通群众的功劳完全书写在某位领导或者杰出人物的功劳簿上呢? 要不是许先生有这么大能耐还丧不了命。试想，谋略过人战功赫赫却没有人嫉妒没有人排挤，中途弃袁绍投曹操却没有人猜忌没有人离间，兼之是曹操的同乡及好友，可以说许攸“根红苗正”前程锦绣。可惜的是，许攸过早的自我膨胀，以至于天地虽大都容不下自己了，英雄主义害死了自己。自视功高盖世，好大喜功，终于引来杀身之祸。所以许攸也是自取其祸，死有余辜。

　　最后说杨修。长久以来，人们多认为杨修是死于“恃才放旷”。——天妒其才，谁让他遇见曹操这样多疑狡诈的主公呢?诚然，杨修的确有才，不然年纪轻轻怎么会做到那么大的“行军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军队政治部主任呢，而且是曹操的贴身秘书，为曹操所器重。

　　但他的才名，多少也沾了老子的光，每谈杨修，必先提及他乃名门之后太尉杨彪之子等。其实他虽负盛名，其实际本领和名气并不成正比，其所擅长者，不过是诗词歌赋，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笔下虽有千言，心中实无一策，在当时急需军事和政治人才的乱世里就像与他惺惺相惜的挚友曹植一样华而不实。这要是生在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倒是如鱼得水如鹰展翅，可以舞文弄墨，高谈阔论，把酒言欢。

　　度杨修之才，比之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贾诩等曹操手下的知名谋士是差之千里。更何况表现出来的都算不上著述立说方面的才华，也不象人家张松那样的“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异能，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些“脑筋急转弯”似的小聪明，即便说是“恃才放旷”，也算是“恃小才而放大旷”，为吃口酥猜字谜咬文嚼字惹领导不痛快，揣摩到领导的些许阴暗心理竟大白于天下而遭领导猜忌，明目张胆的参与曹家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