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亭笔记》卷一中说，咸丰亲政的时候，和他父亲道光皇帝一样躬行节俭。有一次上书房的门枢坏了，内务府请求换个新门，咸丰没批准，说修理一下还可以继续用。后来门修好了，内务府的人报账说费银五千两。咸丰勃然大怒，下令讯问有关人员到底是怎么回事。下面的人见咸丰认真了，慌忙说数字报错了，是五十两，这事才算了结。

　　另有一次，咸丰有一条新的杭纱套裤，因不小心烧了个约蚕豆瓣大的窟窿，左右太监说丢了吧，咸丰再三惋惜，说：“物力艰难，弃之可惜，尽量给补补吧。”咸丰后来才知道，这样补一下，下面的人竟然报销了数百两银子。听到这里，咸丰慨然叹道：“做皇帝想勤俭都不容易，何况是奢侈呢?”

　　勤俭本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皇帝想给臣民们做一个榜样，这本来也是件好事，但好事最终办成了坏事;本来想节省点钱，可下面的人去办理的时候，反而大大增加了成本，这就未免不是一种讽刺了。

　　《南亭笔记》中说，阎敬铭做军机大臣的时候，见内务府承办一百个皮箱，每箱报价银子六十两。阎敬铭大为惊讶，便上奏慈禧太后说：“外间购买皮箱，每个至多不过六两，内务府浮冒之弊，可想而知。”慈禧太后摇头说：“恐怕没这么便宜吧。”阎敬铭知道内务府的人在搞鬼，便坚持说就是这个价格。慈禧太后也是小气人，便说：“既然如此，半月之内，你就试着代我买一百个。”

　　第二天，阎敬铭拿着银子去市场上购买，不料皮箱店居然全部关了门。阎敬铭大为惊奇，便敲开一家皮箱店，问老板这是怎么回事，老板说：“昨天老公(太监)来吩咐，半月内不准开张交易，如有违反，必将货物打成粉碎，今后甭再开店了。”无奈之下，阎敬铭只得让人带信到天津赶紧买了送到北京。不想半月过去，事情竟然没有办成，原来送信的亲随也被内务府用一千两银子买通，连人带信，早已逃之夭夭，阎敬铭也只能徒呼奈何。

　　历史上很多时候，皇帝不坏，但身边的人太坏了;上面的政策很好，但下面执行起来就乱套了，积习难返，简直防不胜防。正如那句俗话说的，“歪嘴和尚念倒经”，再好的经文到了歪嘴和尚那里，也会念歪掉，而念歪的人，总有各种借口来为自己推脱责任。

　　归根结底，还是其中的利益关系在作怪，有的人认为上面的政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就故意曲解甚至歪曲原来本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更有甚者，还有人干脆就假造名目，把政策变成自己谋利的工具。如此一来，上边再好的政策，最终也成了少部分人营私舞弊、借以敛财的私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何跳出这个怪圈，才是现实中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