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舍里氏生下胤礽时，年方22岁，此前已曾生育，这次却因难产去世，不能排除她在孕期过重的心理负担所产生的负面作用。

　　宠溺促成暴虐

　　胤礽不满两岁，被册立为皇太子，从此处于极尊地位。康熙帝对他疼爱之至，无人敢对他指责一字，无不竭力加以奉承。胤礽14岁前，曾祖母孝庄虽然健在，但年高多病，已不能像培养孙儿康熙帝那样，亲自督教曾孙。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成长环境中，胤礽从小养成极强的优越感，目空一切，认为除皇父康熙帝外，一切人皆不如己，应在自己的支配之下。他无法承受挫折，不能容忍任何不如意之事，否则便大发雷霆，通过攻击、虐待、伤害他人来发泄不满，甚至以此为乐。这使胤礽逐步产生了很强的权力欲望及滥用权力的习性，而在生活方面享有与皇帝等同甚至有所超越的待遇，又使他自幼具有对物质财富的强烈占有欲，养成挥霍无度的作风。这是胤礽残暴、贪婪的思想根源。缺乏限制的权力以及为其所任意索取的财富，彻底腐蚀了他的身心，促使其性格中的两大弱点愈益彰显。一方面，原有的暴躁、焦虑等个性特征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本已较差的心理承受力，进一步降低，精神极为敏感、脆弱，变态心理由此萌生。

　　康熙对恶行视而不见

　　康熙帝对于胤礽的培养，存在很大偏差。他对允礽的恶劣品行视而不见，对其缺点百般包容，但又最大限度地满足胤礽的奢求，“以感悦其心，冀其迁善也。”《清圣祖实录》卷251，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然而，康熙帝又对胤礽在满汉文化知识方面的学习抓得很紧，希望他能够读书明理、文武兼通、宽仁孝悌。可是，胤礽在知识学习上大有长进，令人欣慰的同时，其贪婪、自私、残暴、为所欲为的思想作风，也在恶性发展。应当说，康熙帝对于胤礽的这一严重问题，并非毫无觉察，但只是幻想通过让胤礽学习知识，特别是学习儒家修齐治平之道，使之感悟，改正其恶行。同时，他又以胤礽具有较高的满汉文化素养，“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己丑。来安慰自己，以减轻他对胤礽畸形发展的忧虑。这种自我欺骗的做法，只能加速悲剧的来临。

　　文化差异造成精神压力

　　满汉传统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特定氛围，也对胤礽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胤礽仅仅凭依嫡长子身份而获储位，这同满族传统政治理念并不相符。在仍然受到满族传统文化影响的满族宗室王公内心深处，原本即对根植于汉文化土壤的皇太子角色，感到陌生，并抱有一定抵触心理，只是由于皇权强固，康熙帝决意实施这一制度，他们惟有服从而已。而皇太子胤礽性格作风上的突出弱点，促使他们进一步产生对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怀疑，加重他们对于这一制度最大获利者——储君胤礽的反感。康熙十四年(1675年)建储后陆续出生的众皇子(皇长子允禔除外)，更因皇太子胤礽的存在，剥夺了他们竞争皇位的权力与机会，直接损害到其切身利益，因而对胤礽产生不满与妒忌。加之胤礽对众兄弟欺压凌辱，部分年长皇子中终于形成反太子派。

　　复得储位已成惊弓之鸟

　　胤礽的储位失而复得后，因反太子力量仍然存在，对其威胁日重，他重新成为众矢之的，同反太子派的对立更加尖锐。这种情况下，他的心理变态，亦即康熙帝所言“狂易之疾”，绝无可能去除，只有进一步加重。为了发泄自己的压抑、怨恨与不满，他殴打凌辱属下人员，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他怀疑周围的一切人，甚至其手下一个小太监“如厕，皆遣人伺察”。对此，康熙帝感叹道：“以此观之，当无处不留心伺察者矣。”《清圣祖实录》卷251，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这一典型事例，恰恰表明胤礽在皇权与反太子派势力的夹击下，有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因时刻担心失去储位，胤礽长时期处于焦虑之中，逐渐对所有人都失去信任，予以敌视，并以施虐他人的方式，发泄对诸皇子及王公大臣的怨恨，寻求心理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