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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汪精卫二人施行对日“让”的方针有何不同？

论剑历史网 - www.680069.com/2024-11-14/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之役攻击上海，上海守军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汪氏打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旗号，宣称政府的对策是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他解释说：现在不能听其不和不战，而是应该和、应该战，若在最低限度以上而得忍受者，此 ...

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之役攻击上海，上海守军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汪氏打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旗号，宣称政府的对策是“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他解释说：现在不能听其不和不战，而是应该和、应该战，若在最低限度以上而得忍受者，此即应和，若在最低限度以下而不能忍受者，则仅有毅然拒绝，出之一战”。其用意即要为其进一步与日妥协制造舆论。

一二八淞沪抗战

汪氏的这种论调虽出于对日妥协的目的，但是却与蒋的对日政策产生了某些分歧。

蒋介石

在上海一二八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曾堂而皇之地通电全国将士，表示他“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他还派遣张治中率第五军前往淞沪协助十九路军作战。同时又令上海作战部队阻止战事扩大，以求继续维持中日间“不战不和”的局面。蒋介石“曾解释他这一时期的对日立场说：他的对日“四不”方针完全是“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不应把调子唱得太高”，不能对日绝交宣战，“这种政策并不是彻底的”，“比较是无法之法”，“因为国力兵力绝不相同的国家只可用这个政策和战略与之周旋”。而对汪精卫“所标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蒋介石认为“实在只足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含蓄地指责汪氏对日工作不得力。蒋汪之间这种合作中的分歧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而逐步明显与扩大，特别是在处理华北危机问题上，成为影响中国政府对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这种分歧也说明了蒋汪之间在对日方针根本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差异。

汪精卫

这一时期蒋汪对日方针的相同处表现为一个“让”字，但是双方“让”的目的却有不同。汪精卫一派认为，从根本上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只有“让”才能求得和平。同时他们还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作为与蒋氏权力斗争的砝码，在办理对日交涉中拉拢日本，培养自己的力量，为以后和蒋权力之争打下基础。而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则是为了先“安内”再“攘外”，即用现在的“让”来换取日本“至少也得要二十年、十年的功夫”消化侵略果实，从容地去消灭共产党，在准备充实国防力量后，再与日本作战。简言之，就是以妥协换时间来准备抗日。所以，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是立足于最后的“打”，而汪精卫的妥协则是立足于一贯的“和”，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蒋汪之间在对日战略方针上的这些合作与分歧，以及蒋介石有意要推汪氏到前台来办理对日交涉的客观实际，构成了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战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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