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武帝太康五年(284)，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上疏，咸用土断，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以纠九品中正制之流弊，是为土断之始。

　　晋廷东迁后，侨人日回月徙，南方流民去来纷杂。政府为明考课、定税收，先后于成帝咸和中、咸康七年(341)、哀帝兴宁二年(364)和安帝义熙九年(413)多次实行土断。其中后两次分别由大司马桓温和太傅刘裕主持，史称“庚戌土断”及“义熙土断”，一时“财阜国丰”，“豪强肃然”，国家的内部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齐高帝建元三年(481)、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和陈文帝天嘉元年(560)，亦曾多次土断，但执行中巧伪甚多，或窃注黄籍，或却而复注，故成效甚微。

　　土断受到侨人及一些大族的反对，士族害怕丧失作为北来高门的标帜，百姓则深知从此要负担沉重的调役，所以宋孝武帝时，雍州刺史王玄谟要土断雍州侨民，侨居雍州的河东大族柳氏带头反对，宋政府以百姓不愿属籍，停止实行。即使以严厉著称的义熙土断，也把在晋陵界内的徐、兖、青三州流人除外，因为这三州流人正是组成刘裕的基本武力北府兵的主要成分，刘裕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在土断时保留部分侨州、郡、县，并从南方原有州郡中划出部分土地来归它们管辖。这是照顾侨人大族利益的措施，也是一部分北来大族赞成土断的条件。

　　土断结果使政府增加了收入和兵源，“财阜国丰”;侨人则加入了负担调役的行列。由于每次土断都不能彻底，遗留下一批没有著籍的侨人;又由于新的侨人和侨郡县不断出现，所以土断政策继续推行，贯串整个东晋、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