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是我国海外贸易发展的鼎盛阶段，南宋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正如学者葛金芳在《南宋手工业史》一书中所说：“在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之后，南宋朝廷依赖外贸、面向海洋的发展倾向表现得更为强烈。”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发展倾向不完全是南宋朝廷的自觉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

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则为了摆脱因军费开支巨大而造成的财政困境，不得不发展海外贸易以拓展财源;再则因对立政权的阻隔，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难以畅通，不得不加紧建造海上陶瓷之路。一言以蔽之，战争迫使南宋“头枕东南”，战争逼迫南宋“面向海洋”。虽然“面向海洋”意味着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更加开放，其积极意义十分重要。但南宋帝王的意愿不是“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而是“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四方”，因而临安不称京城而称行在，陵寝不叫陵墓而叫攒宫。然而他们空有恢复中原之想，实无北伐取胜之力。

对比北宋、南宋经济，给人的印象是：北宋经济的进步较为全面，而南宋经济的发展则比较片面。南宋矿冶业低迷不前，但农业生产突飞猛进;铸钱业勉强维持，但兵器生产规模巨大;造船业领先世界，但煤铁生产不如北宋。因素虽多，其中相当重要的是战争带来的直接刺激和间接影响。矿冶业、铸钱业、煤铁生产的衰退分明是战争造成的恶果，兵器生产乃至造船业、制瓷业的发展也与战争有直接间接的关联。

如果说所谓宋代“煤铁革命”是就北宋而言，那么“农业革命”应当是主要就南宋而论。南宋农业长足进步与战争不无关系。没有战争迫使偏好面食、会种小麦的北方民众的不断南迁，小麦生产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南宋东南地区的牧羊业比从前有所发展，其原因也与此相似。好吃羊肉的北方官民大量南来，使得东南地区“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七)。市场需求旺盛是推动着牧羊业的发展，但毕竟为气候条件所局限，其发展水平不能与北方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