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居安思危，用人坚持“选贤任能”的原则，不拘一格，因材致用。他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宫内屏风上，随时记载他们的功劳、过失，以便奖励或惩罚。他虚心纳谏，鼓励大臣们多提治理国家的建议，勇于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可以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因而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言，勇于批评皇上过失的官员，例如魏徵、房玄龄、杜如晦、马周，等等。

唐太宗戒奢从简，厉行俭约，带头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禁止兴建新的宫殿，禁止厚葬，禁止奢侈；同时精简机构，把中央官员从两千余人减少到六百余人，并省了许多州县，节约了朝廷开支；重视吏治，执法务求宽简，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唐太宗继续推行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分给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改革赋税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减轻农民赋税劳役。大力兴修水利，鼓励开荒，恢复因战乱凋零的生产。鼓励增殖人口，下令：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没有结婚的，官府按礼节安排订婚、迎娶；家穷的由同乡富家与亲戚资助成婚。因此，农田耕种面积扩大，户籍增加，人口增多，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商业的发展，使新兴的商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例如广州、杭州、扬州、成都、江陵、凉州等。

唐太宗珍惜民众的生命，重视依法办事。规定死刑需要三次（外地五次）复审批准后方可行刑。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来年秋天再回来行刑，290个囚犯全部按时返回，无一逃亡。

为了实现国家安宁，唐太宗采取“以和为贵，以战保和”的政策。先后平定东突厥、吐谷浑，收服吐蕃、高句丽，稳定了边疆。对各个民族实行团结、德化、和亲的开放、包容、和谐政策，允许他们迁入内地，甚至首都长安。唐太宗说：“我以天下为家。四海之内的百姓，都是我可以推心置腹的赤诚之子。”因而被各族民众尊为“天可汗”。他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松赞干布，带去了耕作、纺织技术和医学知识，传播了中华文明，促进了汉、藏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他实行对外开放，长安成为会聚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国际大都市。王维的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描写了万邦使节向皇帝朝拜的显赫景象。诗的意思是：重重叠叠的宫门一一打开，万国使臣都躬身朝拜皇帝。

唐太宗重视文化教育，大力奖励学术，兴建“弘文馆”储藏图书典籍，培养、储备天下文才。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书，藏书大大丰富。重建地方州县学校，加强科举考试制度，增加考试的科目，先后五次颁布求贤诏令，选拔和任用治国为民的优秀人才。有一次，唐太宗在午门城楼视察，俯视新科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他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意思是说：天下英雄都在我的掌握中了！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使唐朝出现国泰民安，一派繁华盛世景象，也打下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受到后人的崇敬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