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理由，大概不能断定1940年之际的“陈寅恪的性格和遇事态度是消极的”。此时此际，正是日寇凭借着武器装备的优势，疯狂对中国内地展开全面进攻。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曾经留学东西洋，具有全球视野的学界杰出代表陈寅恪乘蒋介石礼贤下士设宴招待之时，建议“成立青年科学团”并非不可理解，且完全契合陈氏家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门风。相反，享受中央研究院的俸禄，作为一流历史学家，当国难临头，最高执政者垂询交谈时，仅仅为了显示自己的矜持与清高，没有在某些方面建言建策，恐怕倒有几分尴尬的。 说实话，笔者并不想固执己见，坚持认定是陈寅恪“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我未尝不赞成是华罗庚向蒋提建议，但必须要看到令人信服的相关证据——这或许只能寄希望读者方家进一步提供了。 最后补充一点：拙文《竺可桢与陈寅恪之五》交稿时漏掉一字，“文字学家”杨树达成了“文学家”杨树达，这就有点可笑了。特作说明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