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9月9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林彪和叶群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 在这次的检查中，我也批判了陈伯达。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地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地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