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历史学者

罗生门：远未达成共识的日本战争责任认识 说起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每位中国人，甚至任何一位遭受近代日本侵略之害的受害国国民都义愤填膺，批评战后日本人欠缺像德国人那样反省战争责任的勇气和道德品格。受害者很自然地将日本人统统视作加害者，很少有人将实施直接加害行为的日本人与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以及战后日本右翼与日本进步派、普通国民区别开来。其实，不加区分地将全部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态度是不足取的，无助于我们认清事情的全部真相。 战后日本人因战争体验、政治立场、社会地位、生活阅历、出生地域、工作情况和教育程度等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战争责任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随着经济环境、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其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也从未中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争责任论。其中，既包括日本进步派人士对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对战争责任的顽固否认，还包括进步派与保守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交锋和争论，以及两派彼此内部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分歧和区别。 战后初期的日本社会，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检讨，但探究其内容，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除个别日本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日本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外，实际上大多数人竟然是站在受害意识上讨论战败责任。昭和天皇与麦克阿瑟达成了妥协，不仅以《人间宣言》一纸诏书逃脱了东京审判，而且为未能挽救东条英机等“肱股之臣”扼腕叹息。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不仅为战犯掩盖、开脱罪责，而且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忏悔”并非我们主观善意的想象——向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牺牲者“忏悔”，而是向天皇“忏悔”，为战争失败反省。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和普通国民，普遍接受了美国宣扬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认为自己受到了军部领导者的“欺骗”，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提出追究导致日本陷入战争灾难的“责任者”，忽视自己曾经协助或默许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在“军部”轰然倒塌和每个加害者都认为自己是受命于“上峰”的日本社会，究竟谁才是战争责任的主体呢？这是战后至今日本社会一直在讨论而又未能彻底解决的遗留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民众，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不愿提起或刻意忘记悲惨的战争记忆，战争责任意识似乎也变成了一股埋藏在国民内心深处的潜流。但是，随着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经济目标，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民族“自信心”的右翼分子，早已按耐不住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野心，公开叫嚣“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否定南京大屠杀，推动战犯合祀靖国神社和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保守派的翻案逆流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暴行，极大地刺激了刚刚经历过大战的日本民众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井上清等人愤怒地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小田实系统地提出了战争加害与受害理论，宗教界发表了战争责任告白，对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表示反省。激进的日本青年成立了“东亚反日武装阵线”，不加区别地追究古代日本人对虾夷、爱努、朝鲜的战争责任，近代日本人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以及当代日本人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掠夺，甚至发动了一系列爆炸事件。这些激进的言论和行动表达了对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战争责任的愤怒，但也因这些过于极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媒体的攻击和民众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