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许德珩、杨振声等32名学生呈送京师地方检察厅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提出：“曹、章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罔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为数千学生万余市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谓之犯罪……检举曹、章等卖国各款按照刑律一百零八条、一百零九条之罪，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始足以服人心。乃曹、章等卖国之罪，畏不检举，而偏出传票传讯学生，不平者一。学生等三十二人并无一人系当场捕获者，既非当场捕获，亦不过数千人中分子之一耳。钧厅传讯加以‘嫌疑’二字，果有嫌疑耶，亦应与数千人同时讯问，何得单传生等，不平者二。公民团捣毁议会，殴打议员，被逮者百余人，释放之后，未闻依法办理。五月四日之事，痛外交之失败，忿卖国之奸人，悲愤所激不能自已，非公民团所可比拟，而钧厅公然传讯，不平者三……特提出声明：如钧厅认为有再讯之必要，嗣后不论其为传票，为拘票，请合传十六校学生，德珩等亦当尾同到厅静候讯问，决不能单独再受非法之提传也。” 再次被捕 5月22日，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徐骥等代表（共4人）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周刊》。 原来，“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便于继续奋斗，出版了《五七周刊》这份小报（取名“五七”，一是纪念5月7日被捕学生的释放，二来“五七”是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的国耻日）。学生在街头讲演时，用来分送路人。当时，杨振声与许德珩、周炳琳等组织编辑、发行工作。但刚出4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当局拒绝了杨振声等学生代表的要求。杨振声曾回忆：“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 杨振声又被捕了。一个星期之后，才被释放出来。 以“不起诉”结案 1919年下半年，杨振声通过两次考试（庚子赔款基金）考取山东官费赴美留学。1920年初，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心理学。留美期间还担任《新潮》杂志旅美通讯记者，收转中国留美学生的投稿。1923年，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转入哈佛大学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 1925年1月31日，京师地方审判庭刑事第一庭对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案进行了审理，作出了裁决。裁决书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