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义利观

在《孟子》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对话的双方是孟子和梁惠王。一开始，梁惠王发问：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我国，一定是有什么对我国有利的见解要指教了。孟子就回答道：大王为什么非要讲利呢？我们说仁义就行了。

儒家的义利观

这是孟子对于“利”和“义”的最直接的看法了。但是否孟子认为人应该一味地取义而抛弃利益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无论身处哪个年代，哪种生活环境，利益都关系到切身的利害。虽然孟子提到过“重义轻利”，但窃以为，他的原意是教导人们要在“义”的前提下才能取得“利”。他认为，“义”和“利”的冲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治理方面，当义和利发生冲突时，首先应该“先义后利”。二是民生方面，他认为只有当百姓都得到利益的时候，国家才有利益可言。第三是生死和利益的冲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他认为“义”可以高于一切，包括国家、利益，甚至于生死。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七国之间战争不断，人们因为战乱常常食不果腹，他虽认为人民应该先保障基本的生活条件才能讲义，但民生的小利又岂能与大国之间的大义相比。只有君王首先对人民讲义，使人民安居乐业，再教化人民讲义。也就是说，义是要在建立一定的利益基础上的。

孟子在义利问题上的思想，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也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

对孟子的评价

南宋时期的大儒朱熹、程颐对于先圣孟子的评价，都认为：自从孟子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可以继承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了。是故才有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周公，周公传孔，孔传孟的说法。而他们认为，孟子之后儒家就再也得不到真传了。